至德二载十月，在睢阳城破之前的一个夜晚里，守军只剩下四百多人了。他们拉不开弓，站不起来，只能等着被叛军拖出去杀死。
城里已经没有粮食了。把茶叶和纸张都吃完之后，再把战马杀死，连麻雀，老鼠都挖遍了，也没能找到吃的。于是张巡做了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一千多年来，他一直处在争论之中。
《新唐书》上说得很明白：张巡把他的小妾拉出来，在全军面前杀了她，煮了给将士们吃。许远也杀了自己家里的仆人。吃完以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
据《两唐书》所载，吃掉的人数大约在三万左右。
但是《资治通鉴》到此为止就结束了。不写三万，一万或者几百，只写了食尽，人相食，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了。更加微妙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引用了肃宗年间有关此事的一份奏章，上面写着——减少几百人的兵力，来保证全国的安全。
三万与几百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由于统计数据出现了偏差。这是一种把人的生命当作可以计算的成本来使用的政治算法。
朝廷上的一场算术题：一个功字，要付出多少条人命
当睢阳城被攻破的消息传到凤翔行在之后，唐肃宗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张巡坚守了十个月之久，牵制住了叛军十余万之众，保障了江淮地区的财赋运输线。缺少了睢阳的话，叛军就可以顺运河而下，而唐朝连发军饷所需的粮食都拿不出来。这笔账，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但是另外一笔账也摆在了桌子上。你在城上守着，直到把人吃掉为止。吃的是什么呢？括出来的妇女，老人和小孩。所谓的括，就是搜索的意思。找到之后，就把人吃了。
当时朝臣中有一种观点非常直接地说：巡一开始驻扎睢阳的时候，兵力还有不少，既然已经没有粮食了，为什么不带着部队突围求生呢？吃人的活着，还是放人一条生路，哪一种更合理呢？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句话仍然非常尖锐。它所探讨的并不是战术的选择问题，而是更根本的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人民，是否有义务为了天下而死去，并且是以被自己人吃掉的方式来死去呢？
李翰为张巡作辩解，说张巡本想保全全城之人，最后却落到食人的地步，这违背了他本来的心愿，也就是所谓乖其素志。这是一个大实话，也是一个很小的声音。承认了事情已经发生之后，不是他想的，就把道德责任从张巡身上转移到了没有办法这四个字上面。
唐廷最终决定：功过相抵。张巡被追封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在睢阳建立祠堂，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而被括出来的三万多人，没有姓名，没有庙宇，在史书中只留下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连《通鉴》也不愿意收录进去。
韩愈赢得了一场比赛，但他的胜利方式要比这场比赛本身更值得琢磨
一百多年之后，韩愈写了《张中丞传后叙》，成为以后有关张巡最重要的定论文本。他用严密的逻辑来替张巡辩护：首先反驳死守论，认为睢阳不能放弃，放弃了江淮也就没有希望了；其次反驳对许远的诽谤，指出许远后来死去，并不意味着他怕死；最后把张巡和许远推到了守一城，捍天下的高度上。
但是你把这篇文章拆开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韩愈用了很多篇幅来证明睢阳不应该放弃，也证明了许远并不是因为怕死而留在城中，可对于食人这件事情本身，他并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论述。
他说不出食人是对的，也说不出食人是不得已所以无罪这样的话。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讨论的主题由原来的吃人，转移到了守城上。如果睢阳一定要守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守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会被放进一个叫做城破前极端状况的括号里去。括号外的人读到的是忠义，括号内的，则是被吃掉的人。
后代教科书选《张中丞传后叙》的时候，也会避开食人这一段，只讲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韩愈的方法很有效果，所以人们再也不去问括号里面到底是什么了。
被吃掉的人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人数被用来证明一件事
有一种流传比较普遍的辩护说法，认为张巡吃的是已经死去的人，并没有杀活人来吃。这种说法找不到史料依据，明显站不住脚，但它反映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愿望：希望张巡的手上，没有直接沾着活人的血。
问题在于，即使按照最宽泛的方式去理解，那三万人也不是自然死亡之后才被吃掉的。围城到了后期，城里的秩序本身就是为吃而存在的。格拉夫的研究指出，这是驻军在张巡的指挥下所实施的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先括妇人，妇人食尽了，接着就轮到男子老弱。一个继字，就说完了整个过程。
真正让人不快的地方在于：张巡的忠，是通过剥夺全城人活下去的权利来实现的。不投降，不突围，也不做任何可以让城里人活下去、但会让守城失败的事情。他的忠心是给朝廷的，是给天下人的，身后有庙堂供奉，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睢阳城里几万条性命，就是他完成这份忠诚所用的材料。
这并不意味着叛军来了就会好一些。叛军杀人放火的事，在历史上有记载。但是叛军更坏，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有人用为了保护天下的理由，去剥夺另一些人的性命时，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
什么样的人能被记住，什么样的人只能被用来做数据
如今商丘的张巡祠里，香火还很旺。张巡，许远，南霁云，都有塑像，有牌位。那三万多人，什么也没有。
不能因此就否定张巡守睢阳的战略价值。江淮得以保全，唐朝又多活了一百多年，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战略意义这个词本身就有筛选的作用，它筛掉了那些无法计入战果的东西：一个藏在地窖里最后还是被人找出来的女孩，一个按男子老弱继之的顺序排在后面的老头，一个在城破之前就饿死了、却仍然被算进所食人口的无名之人。
我们纪念张巡，是因为他为天下做出了一个极端的选择。但这个选择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把天下具体化成了眼前那个可以吃的人。
《通鉴》不写那个数字，并不是怀疑数字本身有假。而是它不敢把数值写出来，否则读者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在这个数字里面，有没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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