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故事多，今天我来说。今天要讲的故事，出自明代公案小说《皇明诸司公案》。
一个小县城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县令审理此案后，判处了少年死刑。
案件逐级上报，原判也得到了多数上级官员的认可。眼看此案即将尘埃落定，一位刑部主事提出了异议，让原本看似已经定下的判决再生变数。
一桩已经得到上级认可的死刑案，为何在最后关头突然生变，这位刑部主事是发现了什么？还是说案子背后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的缘由？要想弄清楚这些，还得从这桩命案本身说起。
一：一个家庭两条人命
明代扶风县，方家。
“来人，快来人，有人杀人了。救命啊”只听见一道道凄厉的叫喊声。在庭院中间，只看到一名浑身是血，手上拿刀的少年，正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地，地上居然躺着两具尸体，一具男尸，一具女尸，以及女尸旁边的一颗头颅，很明显，女人被砍掉了头。
拿刀的少年名叫方大年，当时十七岁。地上的男尸是方大年的父亲——方廷叙。而那具无头女尸是方大年的母亲——陈氏。不过不是亲生母亲，是他的继母。
开头不是说，是方大年杀了母亲被的判死刑吗，这父亲又是怎么死的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由于方大年的生母早死，方父后来续娶了陈氏作为方大年的母亲。哪想到陈氏是一个悍妇，娶进门后，和方廷叙总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什么饭菜弄得不合口味呀，吵一架。从来不做家务，方廷叙数落几句都不行，要吵一架。方父给继子方大年钱用多了，也要吵一架。忤逆丈夫，苛待继子不说，陈氏还经常把家里的钱财搬回娘家。
事发当天，两口子又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起来，不过这次吵得很凶，可能是方廷叙实在忍受不了陈氏的蛮横无理了，几年来第一次动手打了陈氏。
陈氏本身性情暴烈，看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丈夫突然给自己打了，跑去厨房拿出一把尖刀，跑到院子里就是一刀把方廷叙砍死了。当时方大年目睹了继母杀父的场景，当即怒火中烧，冲上去一把抢过陈氏手中的刀，把陈氏也给杀死了。就这样，妻子杀死了丈夫，儿子杀了母亲。一天之内，两条人命。消息很快传开了，也传到了陈氏娘家那边。
二：陈自良与方大年对簿公堂
官府很快知晓了此事，方大年被带到县衙受审，陈氏的哥哥陈自良也来到了县衙。当时扶风县的县令姓程。陈自良一见到程县令就立马告状，声称方大年平日里经常顶撞父亲，欺凌母亲。当天陈氏遭受了方大年的殴打，他那可怜的妹妹实在受不了准备拿刀自刎，方廷叙前去抢刀阻止，不料意外触及了刀锋，颈部被刺中导致其身亡。结果方大年抢过刀，就直接把他妹妹给杀了。
陈自良认为，即便陈氏真的误杀了方廷叙，理应由官府审理，依法定罪，岂容方大年擅自报仇？他目无王法，亲手弑母，违背孝道，实在是罪大恶极。要求官府依法处死方大年，以正风气。
方大年辩解说陈自良所言全是诬陷，自己根本没有欺凌过陈氏，当天更没有殴打她。明明是陈氏平日里飞扬跋扈，搅得全家不得安宁。
他接着解释道当天陈氏和父亲先是发生争吵，随后拿刀把他的父亲杀死了，他目睹父亲惨死，悲愤不已，只想为父报仇，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杀死了陈氏。是陈氏杀人在先，这些家里的亲人都能作证，希望程县令查清事实真相，网开一面。
三：程县令的判决：从凌迟到斩头
在听完双方的陈述后，程县令并没有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他继续审问了在场的证人，证人们的说法大都一致：那就是陈氏杀死丈夫在先，然后方大年才杀死陈氏，并不存在陈自良所说的方大年殴打母亲、逼她自刎的情况。
如此一来，陈自良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但方大年确实有杀死母亲的行为。在搞清了事情的真相后，程县令做出了最终判决：“夫妻之间本应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况且丈夫还是一家之主，而陈氏性情凶悍，屡屡违逆丈夫，最终竟然在家中持刀杀夫，即使其罪当诛，也应是交由官府审理，依据国法裁断，绝不能容许他人擅自处置。而方大年只因一时愤怒，不顾王法，夺刀刺杀母亲，犯下滔天大罪。
杀父之仇固然深重，但绝不能成为私自报复的理由，如果人人都以孝义为名，凭着一腔悲愤便私自杀人，那国法何在？朝廷的法度又该如何维持？
假若凭借为父报仇的理由而免去了方大年的弑母的罪行，那就是只承认父亲是天，而不认母亲是地。只顾所谓的孝义，却置国法于不顾，岂不是让孝道压过了法度，让个人的意气取代了法律的裁断？按照法规，方大年弑母本应判处凌迟，如今从轻减等，改判斩刑。”
事已至此，方大年也没再辩诉。
随后案件被上报巡抚、巡按两院，两院均认可了程县令的判决。到了秋季，方大年又被列入上报的重罪案件之中。眼看死刑判决即将落实，事情却发生了变数。
四：刑部主事刘景提出异议
一个名叫刘景的刑部主事在审阅案卷的时候发现了方大年的案卷。在搞清楚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后，他觉得在此案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刘景认为按照《大明律》中父祖被殴打的相关规定，如果父亲或祖父被他人殴打，子孙为了帮助父祖而参与争斗，可以不以犯罪论处；即使造成伤害，仍然可以从轻减罪。
既然父祖遭人殴打时，子孙出手相助尚且可以从轻处理，那么方大年面对父亲被杀的情形，更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考量。
其次，虽然母子之间的天伦关系自古以来就明确的，继母在名分上是同生母一样，但其名分来源与生母还是有区别的，继母是因为有父亲在，才能以母亲的身份相待儿女。
而陈氏作为继母，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那她与方大年之间的母子间的情分也应该随之而断了。随着方廷叙的死亡，陈氏也不能再被视为是方大年的母亲了，她只是一个杀害了别人父亲的恶人。
前面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中所表现的孝道受到人们的推崇，伍子胥为父报仇，鞭打楚王的尸体，世人都大加赞赏他的孝心。方大年作为孝子，目睹父亲被恶人所杀，并诛除恶人，有这样的行为也并非不能理解。
不过，刘景也并非认为，方大年杀死陈氏就可以完全不受惩罚。即使陈氏罪大恶极，那也应是交由官府审判，方大年作为普通百姓，没有也不该有自行处死他人的权力。
因此，刘景认为，方大年的行为不应按照弑母大逆之罪处死，而应该按照擅自杀死有罪之人的情形来论处，对他施以杖刑，以此惩戒他擅自用刑的行为。
案件就这样子被交由相应的上级官员重新审查了一遍，他们最终同意了刘景的意见。最终，方大年不再按弑母的大逆之罪处死，而是改以“擅自杀死有罪之人”对其施以杖刑。
案件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在整起案件中最值得讨论的就是程县令与刘景的判决。面对同一个案件面对同一个案件，程县令认为，陈氏即便先杀死了方廷叙，也不能成为方大年擅自杀人的理由。方大年既然亲手杀死了继母，就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承担责任。
而刘景则认为，定罪时不能只看方大年杀死继母这一结果，还应当考察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陈氏先杀死了方廷叙，方大年是在亲眼目睹父亲被杀后，才悲愤之下杀死陈氏。这些情况，都应该成为判断其行为性质和应承担责任时的重要依据。
同样是杀人，事情发生的原因不同，行为背后的情境也不同，对其责任的判断是否也应该有所区别？
方大年杀死陈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但刘景认为，不能因此就忽视这桩案件的特殊之处。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是为了替方大年开脱，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断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又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这或许才是这桩案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后，不能只单纯的看最终的行为结果，还需要结合当时具体的情境去思考，才能对一个人的行为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法律条文需要严明，但执法不应只是机械地套用条文。在坚守法度的同时，也应充分考量案件的前因后果与当事人的具体处境，让法律既有应有的威严，也体现应有的公正与人文关怀。
假如这个案件由你来判决的话，你是会选择采纳程县令的判决呢，还是认可刘景的意见，又或者说有其他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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