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10月15日晚，第61期企业史读书会于线上如期举行。本期读书会的主题是“全球企业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由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主持，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孔令宇副教授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顾颋主讲，一众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开讨论。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硕博士生及企业史研究者共70余人参加本次会议。
另第62期读书会将于2026年11月19日（周四）晚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少煜主持，主题为“盛宣怀档案与晚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具体信息敬请关注本公众号的后续预告。
读书会伊始，兰日旭教授介绍了本次读书会选题缘起，他指出当前企业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第三届世界企业史大会在加拿大举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的孔令宇副教授全程参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沈顾颋也参与了在英国举办的2026年美国企业史学会年会，于是邀请二位分享各自的参会见闻，介绍海外企业史的选题方向、新特征与研究趋向。
在主讲环节，孔令宇老师结合第三届世界企业史大会的参会经历，将大会的内容提炼为三大核心问题，第一是研究边界的拓展：传统企业史重点围绕管理、战略、组织、成长、竞争展开，以钱德勒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今不再把企业视作封闭的分析单元，转向研究“处在多重关系之中的企业”。企业和国家不是简单政策下达——被动反应的二元模式，二者存在动态博弈，企业会游说、参与塑造政策，甚至主动呼吁政府介入调节市场。同时，研究视线超越董事会，重视普通劳工的经验、身份认同，关注企业生产之外的文化意义塑造，以及企业带来的环境后果、社会成本分配问题。
第二是反思何为企业史的有效解释：企业档案材料丰富，很容易写出完整的企业叙事，但时间顺序不等于因果解释。他把历史解释划分为描述事实、厘清运作机制、回答发生缘由三个层次，以民国银行员工担保制度、近代机器引进、新旧制度共存等案例加以说明。提出要打开企业黑箱，重点考察组织能力、制度适应、内部治理、知识吸收四类企业层面机制。在谈及史料时，孔令宇老师指出不能只依赖企业留存的官方档案，广告、行业刊物、口述史、社交媒体、家族资料等都可以用作研究材料。数据库、文本分析、AI等新工具可以提升史料处理效率，但工具不等于新解释，好研究依旧依赖好问题。
第三是非欧美经验如何真正融入全球企业史研究：全球企业史不是简单增加发展中国家案例，不能只是拿本土案例去验证欧美既有理论。不能轻易把现象差异简单归为“本土特殊性”，更应当利用非欧美的历史经验去揭示原有理论的局限，推动理论深化。以中国经验为例，可以重新反思传统——现代、正式——非正式制度、国家——市场、家族管理——职业管理的划分，看到不同要素互相叠加、互补共存的历史现实。
随后，沈顾颋同学分享了英国企业史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她介绍英国企业史学者规模较大，一个突出特征是学者大量向商学院集聚，不少具备历史学背景的企业史学者转入商学院，和管理学背景学者开展合作。她指出英国两大主要学术社群ABH与BAM的下属管理与企业史小组人员高度重合，并介绍了核心刊物《Business History》对文章的三类贡献要求：实证贡献、史学史贡献、理论贡献。沈顾颋还介绍了英国企业史主要档案资源，重点介绍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了近代在华外资企业的相关档案，并指出企业档案多由企业所在地附近的档案机构或高校就近保存。
沈顾颋接着梳理了英国企业史研究的演进：早期学界主要论证“为什么商学院需要历史”，争取历史研究的合法性，之后转向探讨历史如何助力建构管理学理论，追求历史真实性与概念严谨性的统一。近年来更多聚焦具体研究方法论，为管理学背景学者提供档案搜集、史料校验、三角互证等研究工具箱。当前，英国企业史热点议题包括产业演化、企业国际化、企业与外部环境互动，性别、种族等社会维度议题，其中殖民商业史、修辞史、概念史是比较有特色的方向。最后，沈顾颋还介绍了在英国从事中国企业史、经济史相关研究的几位主要学者及其大致研究领域。
在自由讨论环节，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老师谈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认为孔令宇老师的分享和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阐释人类学的理路高度契合，指出应“从企业故事走向深度阐释”，“深描”的思路对企业史研究很有启发，同时AI工具重在解释而非单纯处理材料。针对沈顾颋的报告，他提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同样在商学院工作，历史学出身的企业史学者，和管理学出身借用历史材料开展研究的学者，二者研究成果的取向该如何区分。
随后，兰日旭老师指出，国内在探讨中国案例时，频繁强调“特殊性”，这种方式在国际对话中处境如何？孔令宇老师回应，中国的制度确实有自身特质，但面向国际写作时，如果对方对中国历史背景缺少了解，不宜开篇就强调特殊性，应先做好历史背景铺陈，再去揭示既有理论局限，这样会更容易对话，中国企业史研究在国际上还存在量变积累的空间。
福建师范大学曲冠青老师提出问题：企业史领域出现不少与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概念相似的内容，这是学科的自发演化，还是受其他学科理论影响。孔令宇老师回应，不同学科面对同一社会现实，会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企业史会主动吸纳其他学科养分，但会坚持以企业作为核心分析对象，同时学术期刊发表门槛不断抬升，也推动学科不断拓展新视角、新问题。
在总结环节，南京大学李玉老师结合两场报告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提出要区分历史学视域与管理学视域下的企业史研究，二者立场、问题意识存在差异，研究中要区分常量与变量，重视多元因素的参数权重，分清求果与求因、体制与机制。他提出企业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载体，近代不少企业家创业并不以逐利为首要目标，企业也是知识、观念的生产载体。国内企业史研究要立足于本土历史情境，尤其要重视战争、革命这类西方企业史较少面对的特殊历史背景，要从叙事上升到说理，追问史实也追问学理，立足本土史实开展和国际学界的理论对话，争取做出原创性的命题与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老师亦赞同不能把时间先后等同于因果关系，也认为不能简单拿本土个案直接否定普遍理论，同时还提出一个思考：海外企业史学界正在向外拓展企业外部关系，而国内的企业史学界则长期依附于经济史，更多拿企业去解释宏观经济，反而缺少立足企业本身的“企业的企业史”，呼吁企业史学者应更专注于理清企业内部机制，打开黑箱，把企业自身作为研究目的。
最后，兰日旭老师做总结点评。他表示本期读书会有助于大家更好地认识全球企业史研究的前沿转向，也促使我们反思国内企业史的选题路径，强调好问题是企业史研究的核心，要平衡本土历史实际与国际理论对话，处理好微观企业叙事和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
本期读书会历时两个半小时左右，在热烈的交流探讨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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