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解决掉冯玉祥和他拉起来的抗日同盟军，何应钦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指挥十六个师沿平绥线向张家口压过来，同时派人拿钱去收买同盟军内部的动摇分子。
内外交困
同盟军中的冯占海第一个被拉走，部队被何应钦调到了蔚县。檀自新也跟着叛离，把队伍拉去投了何应钦。
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同盟军的实力被一块块地肢解，冯玉祥站在张家口的城墙上，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抗日队伍四分五裂。
同盟军虎头蛇尾被迫取消之后，方振武和吉鸿昌不肯撤旗，继续率部抵抗，最终被中央军和日伪军夹击而败。
吉鸿昌逃到天津后被捕，押送到北平军分会。
何应钦亲自主持了对吉鸿昌的审讯，要他说出抗日活动的秘密。吉鸿昌什么也没说。临刑前，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那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不仅是冯玉祥的旧部下，也是其挚友。吉鸿昌之死让冯玉祥气得拍桌子大喊“抗日有罪”，一个人躲进三阳观，三天没见任何人。
吉鸿昌的死，让冯玉祥对何应钦的看法从不满变成了彻骨的敌意。
然而何应钦那边，似乎并不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在他主持北平军分会的那几年里，对抗日同盟军的态度从头到尾就是四个字：必欲除之。
早在同盟军刚成立的时候，何应钦就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后来又调铁甲车逼近张家口，策动阎锡山屯兵晋察边界。
更让人不齿的是，何应钦甚至跟日本驻北平武官土肥原贤二暗中联络，商量让日伪军配合中央军一起夹攻同盟军。
为了拆冯玉祥的台，连侵略者的手都去握，这在冯玉祥的字典里，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其心可诛
时间来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当天下午，何应钦在自己公馆召集了一个临时会议，冯玉祥闻讯赶了过去。
在会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李烈钧、孙科和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先保蒋介石安全；何应钦则铁了心要下讨伐令，派兵攻打西安。冯玉祥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何应钦等人“重要的话绝不使吾人知之也”，自己早就被踢出了决策圈子。
更让冯玉祥警觉的是，何应钦积极主张讨伐的背后，自然藏着一层更深的算计：如果讨伐把蒋介石救出来，他是头功；如果讨伐把蒋介石害死了，他就是继任的第一人。
蒋夫人宋美龄气得当面大骂何应钦“居心不良”。这时候已经红了眼的何应钦竟然对着宋美龄说：“你个女人家，懂什么？”
冯玉祥在一旁反对讨伐，不光是为了保蒋介石，更是为了不让何应钦的算盘得逞。
何应钦一度是蒋介石老冯在日记里写道：“介石如知人，不致有今天。”
在老冯看来，你老蒋自诩英明，但是当年在1927年被何应钦背叛过，如今还是吃了亏。
想当初在北伐结束后，蒋介石推动编遣会议裁减各派军队，冯玉祥在会上提出了一套编遣准则，大意是有训练、有革命功绩的部队优先保留。
何应钦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的方案跟冯玉祥的主张完全对着来。冯玉祥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何应钦这个人做事没有原则，谁的势力大就跟谁走。
1930年前后，蒋介石跟冯玉祥的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蒋介石派何应钦带一营官兵到太原，打算借阎锡山的手除掉冯玉祥。
何应钦见了阎锡山，直截了当地说：“委员长让我和你们老总商量，把冯玉祥就地解决。”
说起来，何应钦想得还真周到，他告诉晋系，要是他们不方便动手，他何应钦的人可以换上便衣冒充土匪动手。
这样无底线的行为让厚脸皮的阎锡山都觉得这事太不地道了，于是也没有答应。
但是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冯玉祥耳朵里，从那以后，冯玉祥对何应钦的态度就不只是轻视了，而是他真看不上这个只会背后耍手段的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1941年，何应钦的胞兄何辑五当上了贵阳首任市长，后来又调任建设厅长。
在何应钦这棵大树的照拂下，何辑五在贵州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何辑五在1938年被免职的那件事，在何家兄弟的心里始终是一根刺。
冯玉祥给蒋介石的那封电报，打的不只是何辑五，打的是何应钦的脸面。
何应钦在国民党内一向以“何婆婆”著称，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很少跟人红脸。可冯玉祥偏偏不给他这个面子，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何应钦在抗日这件事上从来没有拿出过真正的诚意。
从察哈尔到西安，从同盟军到新兵检阅，冯玉祥跟何应钦的矛盾也贯穿了抗战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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