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深秋,南京城外官道。
周崇山骑着一头瘦驴,驴背上搭着条旧褡裢,里头装着三十年锦衣卫生涯攒下的全部家当:三枚铜钱,两件换洗衣裳,一把没开刃的绣春刀——那是离京时北镇抚司收回去的,留个念想。驴是借的,到村口就得还。他六十了,腰不行了,走两步就得歇,这趟从北京回南京,走了整整四十二天。
他老周家在南京城外二十里的周家洼,三间瓦房一个院,院里一棵枣树。他媳妇、老娘、弟弟一家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连带长工和粗使婆子,一共十三口。他走之前交代过,让弟弟在院墙外头多垒两道石基,怕秋雨泡了墙根。也不知道垒没垒。
日头偏西的时候,周崇山到了村口。村口卖豆腐的老孙头看见他,豆腐刀“咣当”掉案板上了,嘴张了半天,没说出话。周崇山笑骂了一句:“老孙,你这豆腐是越切越离谱了,刀刃都往脚面上招呼。”老孙头没接茬,转身就往村里跑,跑了两步又折回来,扯住周崇山的驴缰绳,低声说了句:“崇山哥,你家……你家出事了。你别急,我……我去叫里正。”
周崇山没急。他拍了拍驴脖子,接着往家走。院门虚掩着,推开的时候铰链吱呀一声,院子里静得连枣树叶子掉地上都能听见。他走进堂屋,看见了他媳妇。他媳妇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脑袋歪向一边,脖子上一条细线似的刀口,已经凝成暗红色。桌上摆了五副碗筷,菜是凉拌萝卜丝、炒鸡蛋、一碟咸鱼,饭盛了五碗,一碗没动。
周崇山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转身去了东厢房。他老娘躺在床上,被子盖得齐整,脸上没有伤,嘴角有点白沫。他伸手探了探,凉的。西厢房是他弟弟一家,弟弟趴在门槛上,背上三个洞,弟媳妇和两个侄女抱在一起,刀口在后心。长工死在院里井台边上,手里还攥着扁担。他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最大的十七,最小的九岁,整整齐齐码在厨房灶台后面,每人脖子上一条刀口,细得像裁纸。
十三口,一个不少。
周崇山蹲在厨房门口,摸出烟袋锅子,打火石打了三回才点着。他抽完一锅,又装了一锅,抽完了第二锅才站起来。他脸上没哭,甚至带着笑,那种看惯了死人的人才会有的笑,嘴角往上勾,眼睛里没温度。
他转身往外走。院里枣树底下扔着一把杀猪刀,刀柄缠着红布条。他捡起来看了看,刀是本地铁匠铺打的,红布条是喜事用的那种。他把刀别在腰后,拍了拍驴脑袋:“别回村口了,去应天府。”
到应天府衙的时候天刚擦黑。衙门口站班的衙役看见一个老头牵着头驴,慢悠悠晃过来,腰里别着把杀猪刀,脸上还挂着笑,赶紧抄水火棍拦住了:“干什么的?”
周崇山说:“报案。周家洼周崇山家,十三口人被杀。我来报案。”
衙役一看这架势,赶紧往里通报。应天府推官姓胡,正在后堂吃饭,筷子一撂就升了堂。周崇山站在堂下,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得很细:他进门先看的哪间屋,死的人什么姿势,桌上几碗饭,院里井台边上长工的扁担朝哪头搁的,厨房灶台后面仨孩子的摆放顺序。他说这些的时候一直在笑,笑得胡推官后脊梁发凉。
“你笑什么?”胡推官忍不住问了一句。
周崇山说:“大人,我在锦衣卫干了三十年,过手的案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案子,凶手至少三个人,刀法是同一个人教的,下刀的位置都一样,喉结下一寸,避开了骨头。杀猪刀扔在我家院里,刀柄红布条是本地铁匠铺的手艺,但那刀不是我家的,我家的杀猪刀去年就卷了刃,扔灶房梁上了。凶手故意把刀扔在我看得见的地方,意思是‘我们敢留下东西,就不怕你查’。”
胡推官咽了口唾沫:“你接着说。”
“我弟弟欠了赌债,去年腊月有人上门要过账,我弟媳妇回娘家躲了半个月。我走之前留了五十两银子在灶王爷像后面,刚才看了,没了。五十两不至于杀人,但加上我弟弟知道点事——他在村东头荒地看见有人半夜埋东西。我猜是盐。应天府今年盐税短了四千两,上头压下来查,查到周家洼一带没了下文。”
周崇山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离京前托北镇抚司的老同事查的,盐引的账。周家洼一带官盐进不来,私盐卖得比官盐还贵,背后是谁,纸上写得清楚。大人要是信得过我,明天一早派几个人跟我去村东荒地挖,挖出来的东西够您交差。至于杀人的人,不用您费心,他们今晚会来找我。”
胡推官愣了半天:“来找你?你怎么知道?”
周崇山还是笑:“我进村的时候老孙头看见我了,满村都知道我回来了。我这么大摇大摆进应天府报案,凶手一定以为我手里有证据。他们今晚不来杀我灭口,明天就得跑路。大人要是愿意,派两个捕快在我家院外头蹲着,人来了您抓个现成的。要是不愿意,我自己应付,不劳您费心。”
胡推官看着他,半天憋出一句:“你……你真不难受?”
周崇山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难受。可难受有什么用?我干了三十年锦衣卫,学会一件事:报仇这事儿,靠哭不管用,靠刀也不管用,得靠脑子。我全家十三口的命,我要是光知道哭,他们在底下也不安生。”
那天晚上周崇山回了周家洼,把十三口人挨个擦洗干净,换了衣裳,在院里摆了十三张草席。他坐在枣树底下抽了一宿烟。天快亮的时候,院墙外头传来脚步声,他站起来,把杀猪刀从腰后抽出来,搁在膝盖上,冲着院门喊了一嗓子:“进来吧,门没拴。我等你半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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