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武汉，日军飞机数次掠过江汉上空，城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和码头同时进入紧急状态。街面上仍有人挑担谋生，江岸却已堆满机器、箱柜和文件，一座大城市正在战火中拆解。
这里并非普通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铁路、公路和航运四通八达。晚清时期，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和新式学堂，使它成为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到抗战前，武汉已是全国少数拥有百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西迁，武汉一度成为战时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可是，重庆才是长期抗战的后方。问题在于，武汉与重庆之间并没有一条容易通行的道路。
陆路狭窄，山路崎岖，雨季一到便可能塌方中断。水路看似顺畅，却要经过三峡险滩，船只还受水位变化限制。有人急切地问：“机器怎么运？人员怎么走？”得到的回答很直接：“能带走的，必须带走。”
1938年夏，武汉会战已经打响。日军从安徽、江西方向逐步逼近，空袭越来越频繁。国民政府要求武汉的党政军机关尽快向重庆转移，许多部门在数周内完成撤离。文件、档案、无线电器材和医药物资被分批装船，工作人员则分散进入四川。
真正艰难的，是工业设备。抗战不是只靠步枪和勇气维持的，钢材、炮弹、无线电和飞机零件同样决定战场能否支撑下去。战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旦这些地区落入日军控制，后方就会失去制造能力。
于是，工厂开始搬迁。机器不能像文件那样装箱即走，很多设备重达数吨，拆卸时没有完整图纸，只能依靠工程师和老工人的经验。高炉、车床、发电机和锅炉被逐件分解，再用木排、滑轮和船只运往四川、湖南等地。
汉阳铁厂的迁移尤其具有象征意义。这座由张之洞主持创办的近代钢铁企业，设备老旧、结构复杂，拆运过程又不断受到空袭干扰。工人们常常白天隐蔽，夜间抢运。机器到了后方，还要重新找地基、接管线、配电力，所谓“搬走”，其实只是完成了最初的一半。
长江航运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宜昌是进入四川的关键节点，大量设备和物资先集中到这里，再分段转运。宜昌至重庆水道险滩密布，枯水期临近时，船只吃水受到限制。民生公司等航运力量采用大小船接力、分段运输的办法，尽量提高装运效率。
船员们需要避开敌机，也要提防暗礁和急流。有时刚卸完一批钢材，警报便在江面上响起；有时船只不能靠岸，只能临时减载。卢作孚主持民生公司时，曾把运输安全、船舶调度和货物分类同时推进，许多航次是在极其紧张的条件下完成的。
代价十分沉重。部分船只被炸毁或重创，船员伤亡，企业也承受巨大损失。可若不把这些设备送到后方，四川原有的工业基础很难满足全国抗战的需要。重庆后来形成钢铁、兵器、机械、化工等产业，与这场持续数年的内迁密不可分。
迁走的还包括学校和文化机构。国立武汉大学在战事压力下迁往四川乐山，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和档案辗转入川。课堂从校园转入简陋场所，实验条件大幅下降，但教学并未完全中断。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西迁，使后方不只是军工基地，也保留了教育和知识生产的能力。
文艺团体同样参与其中。抗敌演剧队深入后方各地，以戏剧、歌咏和宣传活动动员民众。武汉留下的，不只是厂房和码头，还有一套能够继续运转的文化网络。人员分散了，机构改变了地点，许多工作却在新的城市接续下来。
武汉撤退常被拿来与敦刻尔克撤退比较。两者都发生在战局危急之时，也都包含军队、平民和物资的大规模转移，但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敦刻尔克主要是战场上的军队撤离，武汉则同时涉及政府机关、军工企业、学校、难民和工业设备，是一次更复杂的战略后撤。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相继被日军占领。此前数月，大量人员和物资已经离开，能拆走的机器被拆走，能转移的档案被转移，能够延续的生产体系也在西南重新搭建。城市失守了，国家的部分工业和行政中枢却没有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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