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张银行卡，一天三百”：他把同学拉了进来，最后只有他判了刑
——两个多月 57 万流水，一份判决书和两份不起诉决定
一、"只借张银行卡，一天三百"
一个学生的手机里，弹出这样一条消息：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帮着转入转出钱款，就能拿报酬——三百块一天，不用干活。
说这话的人，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介绍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兼职。
2022 年秋天，上海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高某，就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看到这句话的人，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正经生意，不会花钱借别人的卡走账。真要用钱，走的是自己的账户；真要做买卖，图的是利润，不是花几百块一天去"租"陌生人的卡。
高某也明白。案件材料里写得很清楚：他知道这是给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渠道。
他还是做了。
不是因为被谁骗了，也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后来办案人员看到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念头：卡反正闲着，钱来得快。
这种念头，在同类案件里出现得太频繁了。办案机关总结过一个共同点：涉案的年轻人大多不是主动去找骗子，而是先被“高薪兼职”“轻松赚钱”的话术钩住。等意识到不对劲，卡已经交出去、钱已经进账，再想干干净净地退出，就难了。
就是这一步，他把自己的手，伸进了那条产业链。
二、"想赚大钱，还得形成规模"
一个人几张卡，能赚多少？
高某自己算过这笔账：几张卡，一天几百块，一个月也就那么点。要想多赚，就得出量。
他的想法很直接：想赚大钱，还得形成规模。
于是他不打算自己一个人干。他要去拉人——找更多愿意交出银行卡的人，把这张网铺开。
就是这句话，把他和后来进来的那两个学生，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三、他找了两个同学
高某找的第一个人，是同校的学生顾某。
第二个人，是另一所中专院校的学生师某。
师某还没有成年。
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点：都是学生，都比高某小，都没接触过这种事。
高某没有绕弯子。他把"出租银行卡能赚钱"这条路的走法和好处，指给了顾某和师某。没有复杂的说辞，也没有逼他们，只是把一件看起来"来钱很快"的事，摆到了他们面前。
对两个还没走进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比它听上去要重得多。
高某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卡会被谁用、用在什么地方。他只说了这件事能赚钱。这一层"没说"，后来成了判断三个人各自责任时，被反复提起的一个细节。
四、他负责指挥，他们负责交卡
从 2022 年 9 月到 11 月，这条"流程"运转了两个多月。
分工很清楚。
高某负责和上家沟通联络、现场指挥、支付好处费。上家要什么，他传话；卡什么时候交、交给谁，他安排；事成之后的好处费，从他手里发出去。
顾某、师某，则在高某的组织下，各自开立并出租了自己名下的 3 张银行卡。
为了让卡尽快送到对方手里，他们甚至专门乘飞机，跑到外地去交卡。
一个学生，为了几笔报酬，坐飞机跨城去送几张银行卡——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它说明这不是随手一借，而是一件被认真当成"活"来做的事。后来办案人员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些"不寻常"，说明他们心里并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些卡要拿去做什么。
五、一件全国都在发生的事
高某他们做的这件事，不是个例。
2025 年 7 月，"两高一部"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过几组数字。
2020 年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长，2023 年超过 10 万件；其中涉及银行卡、电话卡的案件，占全部帮信案件的 80% 左右。
更让人意外的是，涉案的是些什么人。数据显示，帮信犯罪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点：35 岁以下的被告人占比超过 80%，25 岁以下的占三分之一。
办案机关反复提到的"卡农—卡商—卡头"这条链上，站在最底层的"卡农"，很多就是学生和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交出的是自己实名开出来的卡，换回来的是不多、却足以让人心动的一笔钱。
一张银行卡，几百块钱，看上去是小事。可当几十万个年轻人同时在干这件事，它就成了电诈产业里最庞大的一条"血液供应线"。
为什么盯上的偏偏是学生？办案机关分析过这个问题：学生实名开卡容易，账户干净，征信上没有污点，刚开出来的卡也不容易被银行的风控盯上。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学生即便涉案，也大概率被归入“被蛊惑、引诱参与”的一方，处理上会从宽。这一点，骗子比谁都清楚。
六、两个多月，卡里流进来 57 万
卡交出去之后，钱就来了。
后来查清的数字是：
顾某的银行卡，流入诈骗资金 34 万余元。
师某的银行卡，流入诈骗资金 23 万余元。
加起来，五十多万。它们从这几张卡上过一道，再被迅速转走、拆散。在这套链条里，这些卡有个专门的名字——"两卡"。它们干的事，就是把赃款洗上一遍，让追查变得更难、更慢。
打一笔钱进去，几分钟内分到七八个账户，再转到十几张卡上，最后取现、换币、转往境外——等追查顺着流水摸过来，钱早已经散成了查不清的碎片。
五十多万，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
它背后是本该收到货款的小生意人，是被人冒充"公检法"吓住的老人，是点开了一个假投资平台的中年人，是一条条在深夜打出去的转账记录。钱一旦被拆成几十笔、经过几张卡转手，追回来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
这五十多万里，很少有哪一笔是“某个人的全部积蓄”。它们更像是几十个、上百个家庭零散被骗的钱：几百、几千，一笔一笔凑起来，最后汇成了这个数字。单看每一笔，都不算惊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普通人好几年也还不上的账。
而顾某、师某在这两个多月里，从整条链上分到的，是三千块和两千三百块。
七、三个人开始害怕
钱到手的时候，几个人心里并不踏实。
卡在往外走，钱在往回转，可"这些卡到底去了哪、在给谁用"这个问题，谁也没法不去想。
高某和顾某坐不住了。2022 年 11 月，两人先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师某没有去。2023 年 2 月 21 日，他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案发后，顾某退出了违法所得 3000 元，师某退出了 2300 元。
三千，两千三。这就是两个学生在这两个多月里，从链条上真正拿到的那一点点钱。为了这点钱，他们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可能留下刑事记录的案子里。
从"借张卡"到"涉嫌犯罪"，中间并没有一道很响的警铃。真正响的那一声，是后来送到手上的那份文书。
八、案子，从公安移到了检察院
案件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侦查终结，先后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顾某、师某、高某移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三个人，同一批证据，同样的聊天记录，同样的转账明细。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同一个罪名，却不是同一个结果。
九、三份不一样的决定
把三份材料摊开，是这样的：
对顾某，决定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同时通知了他所在的院校，建议学校给予处分。学校最后给了他留校察看处分。
对师某，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六个月。六个月考验期满，检察机关对他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对高某，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
一个投案的人被起诉，另一个投案的人没有被起诉；一个被抓获的未成年人，反而没有被起诉。
如果把三个人的名字遮住，只看"谁被判、谁没被判"，很容易觉得这里面有偏心。
可这三份材料里，还写着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不起诉，不等于没责任。相对不起诉的顾某，学校的处分照走；附条件不起诉的师某，六个月的考验期里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决定就可能被撤销，案子照样会回到桌面上。
对顾某、师某这样还在读书的年轻人，检察机关遵循的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案子要办清楚，但办的目的，不是把这两个人从学校和社会里彻底推出去。不起诉的决定书之外，还有一份份跟着发出的通知——给学校的，建议依规处理；给家庭的，请他们加强管教。
十、"拉人的"和"被拉的"，不是一回事
但办案机关看的，从来不是"谁先到案"。
看的是每个人在这条链上，站在什么位置。
高某站在什么位置？他不是借出去几张卡的人。他找人、联络上家、现场指挥、发好处费。这条线上每一根丝，都从他手里过。链条要往下铺开，靠的正是他这样一层层往下拉人的人。
顾某、师某站在什么位置？他们是被组织、被利用进来的一方。卡是他们自己开的，事是他们自己做的，可那条路是高某指的，对方是高的，钱怎么给、给多少，也是高某定的。
一个是搭台的人，一个是上台的人。
所以对他们的处理，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轨道上。
十一、八个月，缓刑一年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后，高某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八个月，缓刑一年。这个结果意味着，在这一年的缓刑考验期里，他要老老实实接受监管，暂时不用进监狱。缓刑不是"没事了"——判决书上照样写着"有期徒刑八个月"，只是暂缓执行；这一年里如果再犯事，或者违反监管规定，缓刑随时可能被撤销，人还是得进去。
放在同类案件里看，对他个人不算重。但对"把别人拉进来卖卡"这件事来说，它划下了一条线：你不再是那个糊涂借卡的人，你是那个把别人拉进来的人。
十二、"我不知道卡会被拿去干这个"，站得住吗
这类案子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辩解，是四个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拿卡去干什么。他跟我说只是走账。我以为就是帮个忙。
帮信罪的前提，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在刑法里，"明知"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真的知道，另一种是应当知道。前者要看他交代了什么，后者要看他身处什么环境、做出了什么样的事。这句话听起来很虚，可司法机关并不是靠猜，而是靠一件件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实。
顾某、师某入伙的时候，高某确实没有把"这是诈骗"这四个字说出口。可办案机关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帮着交卡的次数、持续的时间、专门乘飞机去外地交卡、这么简单的动作却能换回远超常理的报酬。
这些放在一起，答案就浮出来了——只要一个人没有完全隔绝于常识，就该知道，这几张卡不是用在正经生意上的。
也正因为这样，顾某、师某虽然是被利用的一方，仍被认定"应当知道"自己在为非法活动提供帮助。区别只在于，一旦"知道"被认定下来，法律递给他们的那张答卷，和高某并不是同一份。
十三、这条线，2025 年被重新描了一遍
"明知"怎么认定、多少流水算"情节严重"、哪些人该严哪些人该宽——这些在各地办案中一度尺度不一的问题，在 2025 年有了更明确的答案。
2025 年 7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共 5 部分 16 条。它把此前分散在多份文件里的涉"两卡"规则，系统地整合了一遍。
其中两处改动很具体：
一是"情节严重"的门槛。过去说"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现在明确为出售、出租本人 3 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才算情节严重。
二是电话卡的张数。过去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 20 张以上"，现在不再区分本人还是他人，只要 20 张以上，即属于情节严重。
政策的方向也说得很直白：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的帮信行为，以及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依法从严——利用"深度合成"这类人工智能技术来实施犯罪的，也在从严之列；而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在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依法从宽。
高某、顾某、师某三个人的三种结局，恰好就是这条线上的三个刻度。
十四、另外两面镜子，和另一种结局
同批发布的典型案例里，还有几个案子，照出了这条边界的两头。
从严的一头，一个是张某某。他伙同别人开了个"工作室"，专门做互联网账号的"解封"、虚假注册。这是给已经封号的诈骗团伙"续命"，让他们能接着用账号骗人。这不是借几张卡的小打小闹，是有组织地提供技术支持，他因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个是薛某。他不是学生，是通讯运营商的员工。有人来办电话卡，他明知这些卡要拿去搞违法犯罪，还是违规给办了，最后多名被害人被骗。对这个"内鬼"，法院不光判了刑，还宣告了职业禁止——一段时间内不许再干这一行；同时向那家运营商发出司法建议，让它把内部管理补上。一个是外部的"组织"，一个是内部的"放水"，都踩进了从严那一档。
从宽的那一头，是另一种结局。同批案例里的朱某某，做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办案机关看他在链条里的层级、看具体情节，最后依法不起诉，把案子交回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刑事上不追究，行政上不放过。
地方上的判决，也标出了不同的刻度。河北香河的吕某，出借两张银行卡，涉诈 5.8 万元、获利 1 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的武某，把 4 张银行卡连同微信、支付宝账户一起交出去，流水 72 万余元、获利 5000 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河南镇平的小林，流水二十余万元、获利 1800 元，被判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还有公安部 2026 年 6 月 18 日公布的惩戒典型案例。何某用一张银行卡收下近 5 万元涉诈资金、还帮着提现，被判拘役四个月；此外，他和一批人一起被列入惩戒名单——银行账户限制非柜面出金，电话卡受限，纳入严重失信名单，一挂就是三年。
把这些案子排在一起看，判决书里反复出现的是同一组问题：他是不是组织别人的人，参与多久，经手几张卡、多少流水，赚了多少钱，有没有退赃，是不是初犯。这六件事，几乎决定了每一个“借卡的人”最后站在哪一个刻度上。
十五、57 万流水之后
案子落定的时候，三个学生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生活里。
高某带着一年的缓刑考验期。顾某带着学校的留校察看处分。师某带着一份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记录。
他们谁也没能从这五十多万里，真正赚到什么。顾某分到 3000 元，师某分到 2300 元。
而那些被骗走的钱，大多没有回来。
当初那句"只借张银行卡，一天三百"，听起来就是举手之劳。
可在那条链子上，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站过。
素材来源
主线案件为"两高一部"2025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典型案例之案例七（上海闵行，高某等人案），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12309 中国检察网公开内容；该案未披露案号，不作推测性补全。对照案例取自同批案例一、三、六及河北香河、内蒙古赛罕、河南镇平法院、公安部 2026 年 6 月 18 日公开案例。法律依据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2019 年"两高"司法解释及 2025 年"两高一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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