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6日，湖南长沙九江一条安静的小巷里，郑家钧正低头糊纸盒。门外忽然停下一辆轿车，谢觉哉从车上下来，快步走进这间简陋屋子。多年未见的老战友终于重逢，而附近居民直到此刻才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竟是烈士夏明翰的妻子。

谢觉哉握住她的手，说：“嫂子，组织一直在找你们。”郑家钧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转身取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青年戴着眼镜，神情清瘦而坚定。那是夏明翰，也是她苦守了三十多年的丈夫。

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墙角堆着裁好的纸板，桌上放着浆糊和刷子。母女二人靠糊纸盒维持生活，女儿夏芸曾因交不起学费，大学只读了半年便回家。谢觉哉看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他没有想到，昔日并肩战斗的同志家属，竟在长沙过着如此清贫的日子。

郑家钧出身贫寒，幼年失去母亲，曾被送作童养媳。后来她逃离原来的家庭，到长沙做湘绣女工。绣庄里的女工收入微薄，常受压榨，她虽然识字不多，却很早接触到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进步思想。

夏明翰与她的相识，不是发生在安稳环境里，而是在工人运动和革命宣传中逐渐熟悉。一个是出身优渥、已经投身革命的青年，一个是靠双手谋生、性格坚韧的湘绣女工。他们谈得最多的，并非儿女情长，而是工人的处境和国家的前途。

郑家钧起初并不认为自己能与夏明翰成家。她曾说：“我是普通女工，和你不是一路人。”夏明翰回答：“我早已不是旧家庭的少爷，只是一个革命者。”这句话打消了她的顾虑。两人的结合，建立在共同信念之上，也建立在对彼此性格的了解之上。

1926年秋，他们在长沙成婚。婚礼十分简朴，前来道贺的有谢觉哉、何叔衡等革命同志。没有铺张排场，只有几位朋友和一间并不宽敞的屋子。婚后，郑家钧照料生活，夏明翰忙于宣传、组织和写作，夫妻之间形成了难得的默契。

1927年，女儿出生，夏明翰给她取名“赤云”，寄托着对革命事业的期待。那时局势已经急剧恶化，湖南的反动势力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夏明翰受命从事地下工作，常常不能回家，郑家钧知道丈夫面对的是什么，却没有以家庭为由阻拦。

1928年3月，夏明翰在武汉被捕。叛徒供出了有关情况，他本有机会暂时避开危险，却在转移前返回处理重要文件，最终落入敌手。狱中，他遭受严刑逼供，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秘密。

3月20日，夏明翰在汉口余记里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临刑前，他写下那首后来广为传诵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不是临时的激愤，而是一个革命者在生死关头作出的选择。

噩耗传到郑家钧耳中时，丈夫已经牺牲一段时间。她年仅24岁，怀里抱着尚未满周岁的女儿，敌人的搜捕也没有停止。她带着孩子四处躲避，改换姓名，靠纺纱、织布和糊纸盒谋生。手头再紧，也尽力让女儿读书。

夏明翰生前留给她的红珠，她一直保存着。那件小小的信物，既是夫妻感情的见证，也是她独自面对生活时不愿丢弃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没有让女儿忘记父亲的身份和责任。抗日战争期间，母女辗转避难，夏芸的学业因此多次中断，但郑家钧仍想办法让她继续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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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郑家钧没有主动向外人提起自己的身份。她住在普通街巷，穿着朴素衣服，和邻居一样做活过日子。有人只知道她会绣花、糊纸盒，却不知道她的丈夫曾以生命守护地下组织。

谢觉哉多年惦记这位老战友的遗属。找到母女后，他向组织说明情况，并亲自为郑家钧出具证明。夏芸后来得到入学帮助，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郑家钧却反复叮嘱女儿，不要因为父亲是烈士就把自己看得特殊，要靠本领立足。

夏芸后来成为我国较早从事有色金属工作的专业人员。母亲没有留下丰厚家产，却把坚忍、自立和守信留给了她。1975年，郑家钧在长沙病逝，终年70岁。她的一生没有显赫职位，也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能够依靠的，始终是那双做活的手，以及对丈夫遗志从未改变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