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2026年10月27日，终于，我登上了岳阳楼。这里的“终于”二字，缘于我对获得“免费”年龄资格的感慨。今年，距离北宋庆历六年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已经过去整整980年。巧的是，几天前，岳阳刚刚举行纪念《岳阳楼记》诞生980周年的系列活动。我从东京来到这里，算是赶上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约会。
岳阳楼并不高，只有三层。论建筑规模，它无法与今天中国城市里那些摩天大楼相比。然而，站在楼前，我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有些建筑是靠着高度让人仰望的，有些建筑则是靠着文字让人仰望的。岳阳楼显然属于后者——“楼以文名”。
说起来，还有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把岳阳楼写得名满天下的范仲淹，当年并没有亲自登临此楼。他接受遭到贬谪的好友滕子京的邀请，依据一幅《洞庭秋晚图》，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游记之一。一个没有到过岳阳楼的人，竟然让此后近千年的中国人不断来到岳阳楼。这大概是文学创造旅游价值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我站在楼上，静静地眺望着洞庭湖，不由得想起范仲淹笔下的两种景象。一种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一种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前者令人悲，后者令人喜。范仲淹用极其漂亮的文字，把人生的两种境遇写得淋漓尽致。
但是，我始终认为，《岳阳楼记》最精彩的地方，不在写景，也不在抒情，而在于范仲淹突然把文章从个人的悲喜中拔了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才是整篇文章真正的转折。
范仲淹不是一个只会吟风弄月的文人。他曾经主持庆历新政，试图改变北宋积弊，却遭遇政治挫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他写《岳阳楼记》的时候，自己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
因此，我每次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不愿意仅仅把它当作一句漂亮的道德格言。在我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政治改革者不肯放弃的抱负。
改革可以失败，官职可以丢掉，个人可以受到委屈，但是对于国家和百姓的责任不能因此放弃。这才是范仲淹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当然，今天的岳阳，早已不是范仲淹时代的巴陵郡。九百八十年前，洞庭湖上的商船需要看风浪行事，百姓的生计往往系于天时。今天，铁路、公路、桥梁把这里与全国紧密连接起来。城市不断扩展，交通日益便捷，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这次来到岳阳，我尤其感到，古人所追求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在今天已经有了远比当年丰富的现实内容。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否就不需要“忧”了呢？
当然不是。一个国家越是发展，越需要有人清醒地看到发展中的问题；一个社会越是进步，越需要有人关心那些尚未分享到进步成果的人。民生的冷暖、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公平正义，都不应该因为眼前的繁荣而被忽略。
范仲淹当年所说的“忧”，不是愁眉苦脸，更不是故作深沉，而是一种不肯卸下的社会责任。同样，他所说的“乐”，也不是个人升官发财、春风得意，而是希望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980年前的范仲淹，与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
我们当然可以比古人更加快乐。我们拥有古人无法想象的物质生活，可以乘高铁、坐飞机，可以通过手机与万里之外的亲友交谈。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具有忧患意识，便刻意拒绝享受时代进步带来的幸福。
但是，享受幸福与承担责任，从来不是互相排斥的事情。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更多幸福，才更应该珍惜这些幸福从何而来，又如何让后来者继续拥有。
站在岳阳楼上，我还想到了大唐“诗圣”杜甫。杜甫晚年漂泊至此，写下《登岳阳楼》，最后两句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一个垂暮老人，自己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登楼之后，想到的仍然是国家战乱。这种悲凉，读来令人心酸。
杜甫的眼泪与范仲淹的忧乐，相隔数百年，却有着相通的精神。不过，我今天登楼，不想只带走杜甫的眼泪。我更愿意带走范仲淹的抱负。
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旧中国。面对眼前的山河，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也有理由对未来抱有期待。但欣慰不等于满足，期待也不能代替行动。
离开岳阳楼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古楼。九百八十年过去了，楼阁几经兴废，洞庭湖也经历了无数风雨。真正没有消失的，是中国人对于国家兴衰、百姓忧乐的持续关切。
我想，今天重读《岳阳楼记》，不必再模仿范仲淹的悲伤，却应当继承范仲淹的担当。山河已非旧山河，忧乐仍是千年忧乐。这大概就是我在《岳阳楼记》诞生980周年之际，登临岳阳楼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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