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贵州息烽，李任夫被押进集中营时，最先注意到的并不是高墙和岗哨，而是看守人员面对几名特殊囚犯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息烽集中营在抗战时期由军统系统管理，关押对象既有进步人士，也有军政系统内部的“问题人物”。这里的规矩，对普通囚犯极其严厉；可一旦涉及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亲属，或者戴笠的私事，规矩就常常变得含糊起来。
李任夫后来在回忆中写道，自己从1941年被关押到1946年才获释，期间遭受过多次毒打。他还曾短暂参与过集中营内部事务，因此留下的材料，不仅来自听闻，也有一部分是亲眼所见。不过，回忆录毕竟带有个人视角，其中一些说法，仍需与其他史料相互参照。
他笔下最特殊的囚犯之一，是张学良。
张学良早年曾与蒋介石结拜，外界常称其为“盟弟”。西安事变后，他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先后被置于不同地点看管。李任夫记载，张学良起初住在息烽邻近的修文阳明洞，后来为了便于监管，才被转到息烽一带，赵一荻也陪同在侧。
这位少帅在集中营里并不总是沉默忍让。李任夫形容，他有时脾气十分暴烈，饭菜不合意，便掀翻桌子；情绪激动时，还会砸坏家具。
“别靠近，等他发完火再说。”
这类话，据说是看守之间私下提醒。周养浩身为集中营负责人，也不愿轻易招惹张学良。名义上是被监管者，实际上却没人敢把他当作普通囚犯对待。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关系复杂，军统人员更不愿因处置失当而惹出麻烦。
另一名特殊人物，便是郑绍发，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郑二发子”。李任夫称，他是蒋介石的同胞兄长，1941年从河南来到重庆，希望见到弟弟，却没有得到接见，反而先被拘押在白公馆，后来又转送息烽。
关于郑绍发的真实身份，史料一直存在争议。李任夫说，他与郑绍发曾有同住经历，认为此人相貌与蒋介石颇为相似。军统内部有人私下传言，郑绍发被关押是戴笠安排的，蒋介石本人未必知情；也有人推测，蒋介石或许知道，只是不愿公开相认。
在息烽，郑绍发的待遇明显不同。他有较好的饮食和居住条件，军统方面还曾替他寄钱回家，却不允许他自由外出，也不让他与普通囚犯接触。这样的安排很耐人寻味：既要保证生活，又要切断外界联系。
后来，郑绍发从息烽消失。具体去了哪里，李任夫没有找到答案，周养浩和沈醉等人也很少谈及。正因为缺少完整档案，关于他与蒋介石的亲属关系，至今只能作为当时流传的说法来看待，不能轻率当成定论。
比张、郑二人更让周养浩为难的，是三名与戴笠关系密切的女性：邹志英、萧明和夏文秀。
萧明、夏文秀并非军统骨干。她们原先被关在白公馆，活动范围相对宽松，偶尔可以在院中做些杂事。戴笠前去查看时注意到了她们，随后将二人带到歌乐山一处住处。过了几天，她们又被送回，之后便转往息烽。
没有明确罪名，也没有清楚期限，周养浩只能把她们安置在条件较好的“义斋”。那里能够种花、养鱼，生活待遇也比普通囚室优越。对周养浩而言，这并不是照顾，而是一桩不能出差错的差事：戴笠没有明说如何处置，他便不敢擅自改变待遇。
有意思的是，戴笠后来很少再过问二人。直到戴笠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周养浩才把她们放出息烽。她们究竟因何被捕，相关记录始终语焉不详。
邹志英的情况更为复杂。李任夫称，她曾长期与戴笠交往，后来因身份问题与戴笠发生冲突，甚至到军统机关闹事。随后她被拘押，精神状态也出现异常，最终被送往息烽长期关押。
到了集中营，邹志英经常公开斥责戴笠，讲述许多军统内部的私事。周养浩不敢强行制止，只能请示上级。戴笠听闻后，也没有给出明确处理办法，只吩咐“好好照顾”。
这句话让周养浩更加为难。他既不能把邹志英当作普通犯人，也不敢让她轻易接触外人，于是在营内另设小院，供她单独居住。院落周围种了花木，条件甚至超过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所。
“她又在骂戴笠了。”
“随她去，别刺激她，也别让她出去。”
据回忆材料，邹志英即使住进独立小院，仍会逢人痛骂戴笠。戴笠本人到息烽视察时，也刻意避免与她见面。一个掌握军统大权的人，面对曾经亲近的女人，却只能选择回避，这种尴尬正说明了息烽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此外，息烽并不只是关押政治犯。军统内部有人办事失误，也可能被拿来震慑。1944年冬，因运送电台迟误，桂林局势恶化，沈醉、龚仙舫、魏大铭几名少将处长一度面临惩处。沈醉甚至准备了钢丝床、被褥和罐头，摆出要在息烽长期生活的架势。
戴笠听后十分恼火：“你倒准备得很周全。”
结果，三名处长没有入狱，而是各自交出一名副科长承担责任。这件事在沈醉回忆中被写得颇为荒诞，也从侧面说明，军统内部的惩处往往因身份、关系和权力远近而不同。
周养浩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不能按常理处置的人。张学良不能重罚，郑绍发不能公开审问，三名女性不能随意逼供，军统高官又不能真按普通囚犯办理。息烽集中营表面上等级森严，实际上越接近权力核心，越容易出现特殊安排。
这些人物的后续经历，现有回忆材料记载不多。郑绍发后来去了哪里，邹志英、萧明、夏文秀获释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仍缺少连续可靠的记录。能确认的是，在那座以严密看管著称的集中营里，真正让管理者头疼的，并不只有高墙之外的压力，还有高墙之内那些与权力纠缠不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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