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到近代民国警察制度的发展，赵秉钧是一个如何不能忘记的人物。在赵秉钧的努力之下，北京城的治安日渐改善，“劫持日少，绺窃日稀”。
从天津到保定，从直隶到全国各省，赵秉钧推动各省设巡警道，把警务与司法分离，让中国巡警体制从无到有地立了起来。
从旧到新
学者贺怀锴在《阴山学刊》上的研究认为，赵秉钧“开启了中国警察制度的早期现代化”。
等到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赵秉钧已经成为了民政部大臣。
在此之前，袁世凯受到朝廷以载沣为代表人物一部分人的排挤，直接称病不出朝。如今辛亥一事爆发，朝廷中堪用之人也就剩下袁项城了。而此时袁项城还在代假二姑坚持称病，在此时刻，赵秉钧便成为了袁世凯在台面上的代理人。
为了给袁世凯造势，赵秉钧采取了不少的手段。赵秉钧先利用自己在巡警界的势力，在毅军配合下迅速遣散了调进北京城的八旗兵，稳住北方局面。
赵秉钧已经很清楚认识到袁世凯便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中最大的政治靠山，于是他便在御前会议上率先提出“由袁世凯设临时政府于天津”，这一提议即使遭到亲贵反对他也没退让。
赵秉钧又以内阁集体辞职相要挟，说“国内之事无人综理”，让清皇室彻底陷入恐慌。段祺瑞等四十二名将领联名通电后，隆裕太后哭着求梁士诒、赵秉钧等人保她们母子性命。
赵秉钧对隆裕说的话是：退位可保优待，不退则“将有不可测之事”。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
可以说在逼迫清帝退位一事上，赵秉钧把自己的职业风格发展得淋漓尽致。如果要其他人来办这事，碍于传统思想观念，可能还真不会下如此之重手，清帝退位一事必定拖拖拉拉。
民国成立后，赵秉钧做了内务总长，同年九月出任国务总理，还带着全体国务员加入了国民党，组了个“国民党内阁”。
但实际上，作为从晚清政府转型而来的赵秉钧来说，他加入国民党并不是他政治信仰发生了转变，而只是因为袁世凯方面的需要而已。
深陷大案
民国乱世风起云涌，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各种牛鬼蛇神层出不穷。而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警察制度其实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再加上此时刺杀之风盛行，所以社会管理是相当复杂的。
就在这样混乱之际，宋教仁遇刺案让矛盾彻底激化了。
宋教仁案的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三天内就被上海警察抓获，效率之高连赵秉钧自己都感到意外。
然而更让赵秉钧感到意外的是，从应桂馨家里搜出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与应的往来函电，还有和北京直接联系的密码本。
这样一来，很多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赵秉钧。黄兴更是直接通电指责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要求他出庭对质。
赵秉钧随后在《新纪元报》上公开回应：“我和宋君，一任农林，一任内务，由同僚而成至契。我极佩服宋之为人……我和他无话不谈。”
宋教仁生前确实在赵家住过，退还袁世凯五十万支票也是委托赵秉钧代办并从中偿付五千元债务的。
宋教仁和赵秉钧两人的私交未必是假的。但有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宋案远比“谁开了那一枪”复杂得多，它是由收抚共进会、构陷“孙黄宋”、操弄宪法起草等多个环节层层推演而成，赵秉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主谋，不如说是一个管束下属不力、又在派系博弈中被逐步边缘化的尴尬人物。
由于赵秉钧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有人借机认为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刺杀的宋教仁，毕竟此之前宋教仁也在紧锣密鼓倒袁事宜。
赵秉钧因为宋教仁案受到了全国上下的指责，时间来到 1913 年 7 月，赵秉钧被迫辞去职务，改为直隶总督。
次年二月二十六日，赵秉钧死在天津督署，终年五十五岁，然而死因至今没有定论。
当时报纸言之凿凿，说袁世凯买通厨子在饭里下毒，目的是灭口。但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在一九九八年写给族人的信中明确否认：“其实是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倒卧于内寝室床头侧旁，这是当时家属亲见，并无吐血情形”。
赵纯佑还提到，赵秉钧早年随左宗棠西征时在戈壁滩遭遇风雪，连人带马埋了三天，筋骨折伤，一生多病，唯与鸦片烟相依为命。一个身体底子本来就差的人，在政治压力和鸦片依赖的双重消耗下，中风并非不可能之事。
袁世凯得知赵秉钧死讯后，“悲痛异常，浊泪直流”，派儿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拨治丧费一万元，还命人在北京和天津修祠堂。这些举动是做给人看的还是出于真心，已经无从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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