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据民国要人张国淦在《北洋述闻》里回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赵秉钧一手创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重大贡献的。然而就是这个强调证据追凶之人，却兜兜转转因为宋教仁案，自己也牵涉其中。
欲扬先抑
这个赵秉钧的经历其实颇有传奇色彩的。他出生于河南汝州，幼年丧父，十岁丧母，可谓是天孤之人。从小寄居在其舅舅家中，十几岁便到了赊店镇当伙计谋口饭吃。
在旧社会，士农工商，习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读书考试才是正途。然而赵秉钧早年间秀才落第之后，便心灰意冷，转而投身了左宗棠的楚军，并随楚军进入了新疆地区，在伊犁做勘划中俄边界的一个办事员。
赵秉钧因为防边出力而得了一个巡检的候补资格，而后来又花了些钱改捐典史，分发到直隶地区，在新乐县做了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在清末时期，政治几乎崩坏，国库岌岌可危。为了筹钱，朝廷竟然选择卖官，但是毕竟卖官鬻爵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太丢人了，所以清朝中后期便将卖官这一道用了一个非常文雅的字，就叫做捐。
他赵秉钧之前在新疆跟随左公，虽然没立什么大功劳，但还是做出些贡献的，攒了点小钱，但也只能捐个吏。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然而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如果劳了心智，苦了筋骨，没有遇到关键时点，碰到一个引路人的话，可能这辈子都在劳其心智，苦其筋骨。
赵秉钧前半生吃尽了苦头，而终于苦尽甘来，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士为知己者死
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赵秉钧“随习西方军政”，专攻侦探与警察两门，以“长于缉捕”出名。
赵秉钧可不是假把式，他的手艺是经过实战检验的。
当初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炸出洋五大臣，吴樾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赵秉钧硬是从血肉碎片里翻出了印有吴樾名字的纸片，顺藤摸瓜查清了案件全貌。
这件事不仅让赵秉钧声名大震，更是让袁世凯看清了他的价值，此子“生性慧黠，强悍而心细”，着是把锋利的好刀。
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完，天津城不许驻扎中国军队。
这样一来，北京门户大开，清政府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不能驻扎中国军队，怎么办呢？于是袁世凯灵机一动，便从新军里挑签了 3000 精壮人马交给赵秉钧，训练三个月，便以巡警的名义开进天津城。
这支队伍穿黑色制服，管的不只是抓人治安，还包括消防、户籍、卫生、营缮这些公共事务。
在赵秉钧带领着 3000 人马的忙活下，半年时间，天津城治安大变。“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
当然了，仅靠这 3000 人马是不够的。赵秉钧所要做的并不是仅仅训练这 3000 警察，他在保定创设了警务学堂，在天津又创设了巡警学堂。时间来到 1903 年，赵秉钧将这两所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他亲自出任巡警学堂的负责人。
赵秉钧的巡警让清政府眼前一亮，以巡警代兵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在一九〇五年巡警部成立，尚书徐世昌把部里机要大权都交给赵秉钧处理，他完成了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改组，设置京师巡警总厅统领全部警务。
据《大公报》记载，赵秉钧虽官居右侍郎，“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
在清朝时期，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二级官员，放在现在，那就是国家省部级的副部长。
这样一个侍郎级别的官员穿着便服在街上转悠看警察怎么干活，这在晚清官场里确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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