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一条水，两个姓
南雄城西有一条河，叫凌江。这个名字不是天生的。宋代天禧年间，保昌县令凌皓在江上筑了一道陂，引水灌田，后人图省事，把这条江叫成了「凌江」——一个县令的姓，就这样钉在了水面上。
三百年后，洪武年间，又一位主官在这条水系的另一处截流筑陂。陂成之后，灌田五千余亩，百姓把它叫作「叶陂」。
修陂的人叫叶景龙，是当时的南雄知府。一条江，一道陂，两个姓。南雄人记水的方式很朴素：谁把水引到田里，水就跟谁姓。
二、洪武初年的南雄，是一座刚喘过气的城
明初的南雄府只领两个县：保昌、始兴。保昌是附郭首县，府城与县城套在一起。
这座城的样子，志书里写得很细：老城周回七百二十七丈，高二丈五尺五寸；
宋时知州萧渤拓出新城，广一千一百三十一丈七尺，开三门，东曰春熙，西曰凌江，南曰政平。西门的名字，就取自城外那条江。
明初镇守指挥王璵把三门改成东西南，称为「斗城」，又增筑外郭三百四十丈。
城墙一修再修，河水也一决再决：嘉靖年间，斗城西边的河决过；国朝初年，内外二城一起倒过；十三年一场大水，斗城、故城、新城俱陷，城墙全圮。
一座靠梅关吃饭的城，最怕的不是兵，是水。
梅关在城北八十里，唐张九龄开凿成路，行者便之；从此南北的货、人、钱都从这道关过。
可关上的钱进的是国库，田里的水才进得了碗。这条账，历代南雄的主官都清楚：关税收得再旺，田里没水，荒年照样要开仓。
三、城北二十里，或者城西河塘村
叶景龙筑陂的地点，两部志书给了两个说法。
《广东通志》卷十《山川志》记在保昌县下：「叶陂，在城北二十里，明郡守叶景龙截水为陂以资灌溉。」
同书卷四十《名宦志》的叶景龙传，写的是「城西河塘村」：「洪武初知南雄府，于城西河塘村筑陂引凌水，灌田五千余亩，民号叶公陂。」
一个说城北二十里，一个说城西河塘村。我没有找到更早的底本去断这两句话的对错。
可能是一处转抄之误，也可能是他筑的不止一道陂——洪武年间的地方官，一年做几件水利是常事。能确认的只有两点：陂确实在保昌，水确实引自凌江。
四、陂是什么
「陂」这个字，岭南的地名里到处都是。它不是水库，也不是堤。简单说，是在河上横一道堰，把水位抬起来，让水从渠口流进田里；
水大了，堰顶漫过去，不至于冲垮下游。一道陂管一片田，一片田养几个村。
《广东通志·水利志》把保昌的陂一个一个列了出来：凌陂、叶陂、连陂、罗陂、宝陂、虎岸陂、珪塘陂、杨垇陂、涧头陂。九个名字，九个堰口，排在凌江与正水之间。
叶陂排在第二个，紧挨着以凌皓命名的凌陂。
五、五千亩，是个什么分量
志书给叶景龙的数字是「五千余亩」。把保昌全县的账翻出来对照：官民田地山塘共八千零六十九顷八十一亩七分二厘，科米二万八千九百七十六石六斗三升三合。
一顷是一百亩，全县田地八十万亩出头。五千余亩，约占全县田地的千分之六。
不算多。但这五千亩在南雄城边上，是附郭最肥的一片。它意味着几百户人家不必再看天吃饭，意味着荒年时城里的粮价能压住一点，意味着府库里那笔「通共实征银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九两」的税，有人交得出来。
一个知府四年一任，能留下的东西不多。城墙会倒，衙署会塌，碑会断。只有水，年年还在流。
还有一层背景要交代。保昌这一年通共实征银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九两，其中起运充饷二万三千二百零六两，留在本地备支官役经费、均平廪粮的，只有二千六百七十九两。
钱大半上了路，修陂的钱从哪来？只能靠官捐、民出工，一锹一锹挖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志把「筑陂」看得重——它不在考成的硬指标里，全凭主官愿不愿意动。
六、志书给他的，只有一行字
叶景龙的传，在《名宦志》里只占两行：籍贯丽水，洪武初知南雄府，筑陂，民号叶公陂。
没有生卒，没有履历，没有他任上还做过什么。同卷里的其他知府，有的劝民种桑养蚕，有的请免虚粮二千余石，有的在旱年募人掩埋遗骨、率属斋戒求雨——都比叶景龙写得长。偏偏是这两行，被水记住了。
七、地名是最不肯松口的东西
六百多年过去，南雄的陂大多不在了。渠道改成水泥的，堰口挪了位置，有些干脆并进了别的工程。
「叶陂」这个名字，还留在志书的《山川志》里，夹在凌江、正水、鲢水、修仁水之间，像一个不会消失的注脚。
古人记事，靠碑、靠志、靠族谱。这三样都会散。真正留得久的，是老百姓随口叫出来的那个名字——它不进祠堂，不上碑，只在田埂上被一代一代人喊。
一条陂能灌多少田，是会变的；一个姓被水记住，就不太会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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