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上海法租界,许广平突然被日本宪兵带走。鲁迅去世不到五年,他留下的手稿、书信和藏书,已经不只是私人遗物,也成了各方争夺的文化资源。
许广平被捕的罪名,是“窝藏地下人员”。这类罪名在日军控制区并不罕见,往往只凭一纸口供,便能把普通人投入牢狱。至于“连续76天遭受电刑”的说法,流传很广,但细节在不同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闻中的每一处刑讯都当成已经确证的事实。
可以确定的是,她被关押了76天,期间遭到审讯和折磨,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营救她的人,是鲁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内山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奔走交涉,许广平才得以脱身。
获释后的许广平,已经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她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掌握什么秘密,也没有承认日本宪兵指控的罪行。日本方面真正关心的,很可能是鲁迅遗留下来的手稿、书籍以及社会影响力。
这场风波之所以格外刺眼,还因为周作人就在日本扶植的文化机构中任职。兄弟二人曾经关系亲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许广平遭难时,周作人没有公开出面营救,这一点在许广平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周氏兄弟少年时一同在绍兴长大,后来又先后赴日本求学。鲁迅年长,常常照应弟弟;周作人也曾追随兄长研习文学。那段共同生活,使两人之间既有亲情,也有思想上的深刻影响。
回国之后,鲁迅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周作人同样凭借散文和学术研究获得声望。可是,性情、选择和处世方式的差异,慢慢把他们推向两端。1932年前后,兄弟关系已经严重破裂,私人矛盾背后,也夹杂着对文学道路和社会立场的分歧。
许广平与鲁迅共同生活后,承担了大量日常事务,也参与整理和保存鲁迅的文字遗稿。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许广平便成了这些遗物最直接的保管者。对她而言,藏书和手稿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家产,而是鲁迅一生写作和思想活动留下的证据。
周作人后来在北平任职,并在日伪统治下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在沦陷区任职而被认定为汉奸,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这个结局,使他与许广平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复杂。
争执的核心,集中在鲁迅的房产、藏书以及朱安的生活问题上。许广平认为,鲁迅遗物应当完整保存,不能借故转卖,更不能由他人擅自处置。周作人则辩称,部分书籍的处理与朱安的生活费用有关,自己并非为了私利。
双方各执一词。
问题在于,周作人在日伪机构中的身份,使许广平很难相信他的解释。尤其当涉及鲁迅藏书时,许广平认为,任何以出售、转移为名的做法,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她后来整理鲁迅遗稿,并将部分藏书、房产交给国家,实际上是在尽力阻止这些遗物继续流散。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与许广平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从家庭争执转到报刊文字之中。周作人撰写回忆鲁迅的文章,称鲁迅为“家兄”,但谈到许广平时,措辞常常尖刻。许广平则通过回忆文章和报刊来信,反驳其中不实或失当之处。
她不能接受周作人一面借鲁迅的名望写文章,一面又贬低鲁迅身边的人。周作人也不承认自己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处置藏书,强调其中有现实困境和家庭责任。两人的文字交锋,表面上争的是几批书、几处房产,深层却是对兄长人格、家庭关系和个人立场的不同判断。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争论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命运。许广平始终守着鲁迅遗物和自己的说法,周作人则在争议与孤独中度过余生。1965年,两人的文字冲突仍未完全停止。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于北京;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0岁。
那批书稿最终没有随着私人争吵一同消失。它们被保存、整理,并成为研究鲁迅生平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材料。至于兄弟之间的是非,后人能够核对的,是档案、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字;那些没有证据支撑的细节,仍应当留在传闻的位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