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台北,一本口述回忆录把两位台大历史系旧识重新推到舆论中心。书中的几段话,谈到李敖“偷书”“拿走字画”等往事。作者许倬云没有想到,这些多年以前的指责,会在自己年过八旬时,变成一场官司。

这不是普通的文人争论。李敖一向把名誉看得极重,更不愿在公众面前留下“偷窃”的印象。书出版后,他认为相关文字已经损害自己的社会评价,于是要求许倬云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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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交集,源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许倬云1949年进入台大,原读外语,后因历史成绩突出,转入历史系。1957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62年学成返台,后来在台大历史系、史语所及“中央研究院”任职。

李敖比许倬云小五岁,1954年考入台大,最初就读法律,因兴趣不合,后来重新考入历史系。一个是学成归来的年轻教师,一个是锋芒毕露的学生,彼此性格都强,关系自然不算融洽。

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内部,也有复杂的人事关系。老教授姚从吾在学界资历深厚,李敖得到过他的赏识。许倬云对姚从吾颇有看法,连带着对李敖也产生不满。多年之后,李敖在文字中回忆旧事,对许倬云多有讥讽,措辞相当尖刻。

李敖的文章向来不留情面。他曾夸称自己是近代中国白话文写作者中的顶尖人物,也曾在作品里攻击师友。这样的性格,使他在文坛树敌不少,却也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碰到涉及名誉的事情,他通常不会轻易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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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后来在《许倬云谈话录》中讲述旧事,称李敖曾把姚从吾房间的书拿出去出售,还说李敖受托照管萧孟能的物品时,拿走了对方的字画。这些说法如果属实,性质自然严重;可一旦进入法庭,关键就不在于谁的记忆更坚定,而在于能否拿出足够证据。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相关事件发生已久,许倬云提到的几位关键人物,在案件发生时大多已经去世。姚从吾早已离世,萧孟能也不在人世,无法出庭说明情况。许倬云虽然是当事叙述者,却不能单凭个人回忆证明“偷书”“拿画”等指控确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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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说:“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到底。”许倬云方面则希望出版社删去争议内容,并尽量减少书籍继续流通。可书一旦印出,相关说法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想要完全收回,几乎不可能。

案件延续近两年。2012年4月10日,台北方面受理相关诽谤争议,随后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审理时注意到,许倬云不仅口述了有关内容,还为书籍作序,说明他对出版文字有所知悉,并非完全不知情。

法院最终认定,相关表述足以使李敖的社会评价受到贬损,而许倬云又无法证明指控内容真实,因此判决许倬云败诉,赔偿李敖200万新台币,并承担公开道歉等责任。这里的“200万”是新台币,并非人民币,折合人民币约二十多万元。

判决下来后,李敖自然十分得意。他对记者说:“要打官司,就拜我为师。”在他看来,自己抓住了对方证据不足的要害,终于把多年的不满讨回了一部分。

许倬云没有继续扩大争执。对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来说,官司输赢之外,名誉受损才是更难承受的后果。两人从师生时代起便有隔阂,几十年后又因一本书再次交锋,足见文字一旦公开,便不再只属于作者本人。

2018年,李敖因病去世,享年83岁。2025年8月3日,许倬云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两人留下的,不只是学术著作和文坛轶事,还有这起围绕记忆、证据与名誉展开的诉讼。 अदालत判决所依据的,并不是谁的名声更大,而是谁能为自己的说法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