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汉奸,她是被鬼子抓走的。”

院子里,那句被憋了几十年的话,是她的小辈替她喊出来的。
91岁的林芳坐在火塘边,耳朵有点背,手里拽着一块洗得发白的布巾,仿佛再晚一秒,记忆就会被时间彻底拖走。

她们这几个人,曾经都被人指指点点叫“日本娘”,被当成羞耻、当成见不得光的秘密。直到日本投降七十多年后的一个冬天,一个年轻人拎着录音机和笔记本,硬是一家一家的问、一村一村地找,才算把这几段被压在村庄角落的故事,重新翻了出来。

事情要从2019年说起。

湖南岳阳,一个32岁的年轻人陈先生,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南的特约调查员,拿着老地图、旧材料和一串模糊的地名,从岳阳城到平江、岳阳县,一趟趟往山里钻。

他找的,不是名人,也不是英雄,而是村里人口中的“有过日本人那档子事的女人”。

那时候,官方登记在册、还活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全国范围内只剩下十几个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2019年统计的数字,是15人。对研究者来说,每多找到一个人,就是从时间缝隙里多抢回来一段证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岳阳这六位老人——唐美珍、刘真、冯萍、张兰,还有迟迟才被发现的林芳、林英,慢慢浮出了水面。

他们身上发生的事,都起源于同一个词:日本鬼子进村。

1944年的冬天,岳阳县的天冷得厉害。林芳那年15岁,正和两个姐姐坐在院子石阶上晒太阳。远处先是传来几声闷响,紧接着,村口有人拼命喊:“鬼子来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院门外已经乱成一团。

之后的事情,她这辈子都忘不掉——
“打绑腿、带帆布帽”的日本兵,扛着带刺刀的枪,小胡子、大胡子的都有,火把一晃一晃,照得院子像白天一样亮。有人用蹩脚的汉话吼:“把姑娘交出来!”

她爹死死挡在门口。拉扯当中,一抹冷光一闪,刺刀扎进了他身上。林芳透过门缝看见那一幕,喉咙里发不出声音,只感觉腿软。

那天,村里好几个姑娘的手都被一根麻绳串了起来,一个接一个,像赶牲口一样往外拖。队伍很长,火光照着前头的人影一晃一晃。林芳说,她那会儿就看见自己的堂妹林英,“她在前头,我在队后,我喊她几声,没应我。”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那条弯弯扭扭伸向县城的小路,对她们来说,就是走向“慰安所”的路。

军事上怎么打,书里有一大堆冷冰冰的史料:1938年,日军从湖北打进湖南,11月11日,岳阳沦陷,之后被占了整整6年零10个月。城被炸、桥被毁、糟糕的,不只是这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战争真正落到身上的,是家被烧、亲人被杀、姑娘被抓走。

“抓花姑娘”这句话,在那几年成了很多地方共同的噩梦。

平江、岳阳一带,那时几乎每个老人都能说上一两百句关于鬼子的事。有人记得日本兵骑着马,进村就喊:“姑娘,有没有?花姑娘?”
有人记得鬼子逼着村民上树给他们摘野果,枪头上架着刺刀,稍微慢点就用枪托往人背上砸。

张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抓的。她1928年生,16岁那年,日军和汉奸一起进村,点名要“花姑娘”。她记得,那天有房子被烧,火光冲天,村里鸡飞狗跳。她想躲,没地方躲,最后也被人从家里拖出来。

刘真被抓走时更小,只有14岁。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被几个日本兵轮流糟蹋。后来,她说起那晚,只会把头偏过去,嘀咕一句:“那也没得法,抓去了,只好遭。”

冯萍则更惨一些,她不仅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还是细菌战受害者。1938年,日军在岳阳投放细菌,她才9岁,就感染发高烧,双眼失明。眼睛都看不见了,1944年,鬼子照样不放过她——直接把她从自家门口抱上车,带去了“娱乐所”。

对侵略者来说,性暴力是战争的一部分,是制度化的工具。
对这些女孩来说,那就是漫长、看不到尽头的地狱。

被抓走后的那一天晚上,林芳和堂妹林英,还有一车女孩,被带到了平江县城。

林英后来回忆说,从村里走到县城,走了三个多小时,路上没给一口吃的,“很多人最后都走不动了。”
等她们被赶进那栋青砖房,已经又冷又饿。她记得那是间老式房屋,里面挤满了女孩,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年龄都不大。

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青砖房”,曾经是日军在平江设的慰安所之一。那会儿,平江县城有很多祠堂被征用,48间宗祠被占去做据点、仓库、兵舍,某些位置离居民区很近,“墙里墙外完全是两个世界”,村民后来回忆起来就这么说。

墙外,还是有人赶集、有人挑担、有人种田的生活;墙里,每天是吱呀作响的木床,是军靴在木板过道上“咚咚咚”的声音,是女孩压在被子里不敢出声的哭腔。

在那里的每一天,林芳都在发抖。

她那时还没出过远门,人生里认识的男人只有爹和几个哥哥,突然被锁进一间闭塞的房子,每天有人推着她去另一个房间。房门关上,日语、喘息、军靴踢床脚的声音,混在一起。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她说起这些细节的时候,会一边说,一边用布巾捂脸,停下来,抽鼻子,等情绪缓过去再继续。

在被关押的这些女孩中,有人试着反抗。

张兰说,她刚被扔进那种地方时,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要逃。”可是门口有宪兵,院墙很高,围墙外就是枪。她试过不配合、不说话、不肯脱衣服,结果就是挨打——
“他们拿枪在我腿上敲,砸,砸痛了就听话点咯。”
这么多年过去,她那条腿在阴雨天还会刺痛。

冯萍眼睛看不见,每次被拖进房间,她就死命闭紧眼睛,“只好闭着哭”。她说,那床上“血一大片一大片的”,她摸得到。那种粘稠凉掉的触感,让她后来几十年都不敢一个人睡在木板床上。

刘真那边情况也差不多,她被押往的慰安所,同样是青砖房、小隔间、木板床。一进屋,门一锁,别人就再也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吃的全看鬼子脸色,有时是剩菜剩饭,有时干脆挨饿。她们这么多人,被当成“工具”一样轮换着用,还被按年龄和长相分级——这一套在日军的慰安妇制度里,是标准流程。

根据后来研究机构整理出来的史料,侵华期间,日军在占领区大规模设立军事慰安所,强征、绑架、欺骗女性充当“慰安妇”。中国女性被害人数,学界普遍估计在20万以上,但具体数字已经很难查清,因为太多人死在了战争当中,没留下名字,没留下墓碑。

活着的,才有机会说话。

1945年春天,战场形势开始逆转。
那年3月,中国军队向平江反攻,一路打进县城。枪声越来越近,炮火声也近了。慰安所里,一开始没人跟她们说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枪声突然大了起来,守在门口的日本兵乱成一锅粥。

后来有人回忆,当时有的日军选择逃跑,有的开始销毁文件,还有的干脆想杀人灭口。平江那边因为战事推进得快,一部分“慰安妇”来不及被处理,才算被救出来。

林芳和一批同乡女孩,就是在那时候被解救的。

门被踹开的时候,她说她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人,只知道那些不是日本兵了,是说中国话的军人。有人给她们找衣服,有人把她们送回各自的乡下。那时候,没人讲“赔偿”,没人讲“制度”,他们只顾着让这些孩子回家。

回家之后,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才刚开始。

那之后几十年,“慰安妇”这个词还没进入普通老百姓的词汇表,大家用的是另一个带着侮辱意味的叫法——“日本娘”。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对外人来说,那是嘲讽、漠视、调笑的话柄;
对她们来说,那就像一把钉在额头上的钉子。

唐美珍是这几个人里年纪最大的,抓走那年她18岁,现在已经99岁。她躺在偏房里,光线暗得厉害,窗子小,阳光照不进来,墙角有点潮气。床头那本手撕日历停在某年3月7日,过了很久都没人去撕。

她被救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家里穷,亲戚也不愿多管。十几年后,她的经历在村里慢慢传开,本来就有流言,有人添油加醋,说她“跟日本人好过”,还有人直接骂她“汉奸”。那时谁会去分什么“被迫”还是“自愿”呢,村里讲究的是名声、是“干不干净”。

她没有机会给自己辩解,更没什么渠道去向谁说明自己曾经遭遇了什么。她能做的,就是闭嘴,结婚,过日子。

刘真也是这样。她后来被一个好心人收养,养子一直以为她只是“以前在外面做事受了苦”,从来没听她提过慰安所的事。等到陈先生他们来做调查,养子才知道,自己叫了几十年的“娘”,年轻时承受过那样的折磨。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过去了就过去了。”刘真总是这么一句话带过。访谈的时候,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戴着一顶紫色毡帽,手上不闲着,不时去弹衣服上的毛球。

惟一一次,她说得重一点的,是这句:“不是我愿意去的,是他们抓我去的。”

冯萍的日子更苦。细菌战让她双目失明,慰安所又让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战后很长时间里,她一个人过,做农活、挑水、割草,全靠摸索。手脚一旦离开熟悉的门槛和路沿,就只剩下黑。

和她一样,因为鬼子摧残而不能生孩子的,还有唐美珍、刘真。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不能生育,是大事。婆家指责、街坊闲话,纷纷都能砸到她头上。她们负担了不是自己造成的后果,而且很少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她是受害者。”

从这个角度说,林芳算是相对“幸运”的。

她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家里人也不敢追问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她说,她把原原本本的经历告诉了丈夫,心里打鼓,怕对方嫌弃。没想到男人跟她说了一句,让她一辈子感念的话:
“那是日本鬼子抓你去的,又不是你愿意去的。你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

这句话,对一个被污名裹挟的女性来说,比什么道理都管用。她哭了一场,跟自己说,往后就好好过日子。

他们婚后生了四儿两女,因为家里极度贫困,有两个孩子刚出生就被送人。如今,这些事在年轻一辈看来可能难以理解,但在那时的农村,吃不饱饭,把孩子“抱给别人养”,也是无奈之举。

可哪怕有这样一个愿意理解她的丈夫,林芳在之后几十年里,还是不敢向孩子们提起自己曾经当过“慰安妇”的事。她怕,怕一句话说出去,又换来背后指指点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张兰后来嫁给了一名抗战老兵,生了三儿一女。她其实是扛事的人,性子比较硬朗,但每次说到那段历史,还是会下意识地搓手、揉手,像是要把沾在皮肤上的那种屈辱擦掉。她现在有高血压,每天离不开药,由大儿子照顾,一年能拿到一千多块补贴,算是这几年社会关注起来后,多出来的一点扶持。

唐美珍、刘真她们,直到老得没多少力气了,才等到了“身份被承认”的这一天。
以前村里人说她们“嫁给日本人”“跟日本兵好”,现在有人会上门,叫她们“奶奶”,给她们送米油、送药,给她们录视频、做口述史。

转折点,就发生在那几年志愿者的持续走访,以及媒体开始深入报道之后。

2016年开始,岳阳地区陆续确认了几位“慰安妇”制度幸存者。
2019年春节前,陈先生通过当地老人介绍,在平江县附近,找到了林芳和她的堂妹林英。那是两位长期被“埋”在村庄里的当事人,过去从没人认真坐下来听她们讲完整的故事。

他问得很细,从哪一年、哪一月被抓走,家在哪里,路怎么走,到慰安所以后房子什么样,一天要接待多少日军,有没有警察守在门口,能不能出门,什么时候被放出来。
林芳和林英,分开接受了访谈,她们讲的时间、地点、经过,互相对得上。

后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专程跑到湖南,实地调查,核对材料,最终确认了她们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身份。
“她们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参与调查的人说,这一点很重要。

对研究者来说,这是在现有史料之外,多出来的几块具体、有血有肉的证言。
对当事人的家属来说,这是一块迟来的、但至少可以抵挡流言的小小牌子——
从那以后,村里人总算知道:林芳不是“跟日本人走了”,她是被鬼子抓的,她是受害者。

而像冯萍家附近那家“宝塔旅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活证据”。

从她家往外不过两百米,有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老房子,坐落在慈氏塔下。现在门口挂着“宝塔旅馆”的牌子,每晚30块钱一个单间,住的大多是摆地摊的人、长途司机、环卫工。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原来叫“普济医院”,是1902年美国传教士修的。日军占领岳阳后,医院被征用,一部分变成了军事慰安所,也被当地人叫“娱乐所”。

根据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整理的资料,当年所有被关进来的女孩,都要先被体检,然后登记造册,记下本名,还给每个人取一个日本名字。
日军按姿色、年龄把她们分成甲、乙、丙三等,对应不同的“价码”。门口有宪兵把守,士兵进去前得用特别的票券付钱——两元、一元、五角不等,那些票子是战时专用军票,可以在占领区买东西,用于“规范”这套系统里的性暴力。

旅馆的老板章祥,69岁,是在2000年买下这栋荒置的楼房,和妻子一起慢慢修修补补,把它变成廉价旅店。他把二楼的110平米空间用木板隔成10个小间,每间大概四平米。红杉木楼梯、窄走廊、吱呀作响的地板,都还维持着当年的模样。

冯萍曾经形容过,她在那种房间里听到的声音:
床板的“嘎吱嘎吱”声,走廊里皮靴踩木板的“咚咚”,还有女孩忍住不敢放声的哭和尖叫。
这些声音,别的住客听不到,只能从她一个老人的口中,拼凑出一点影子。

如今,这座旅馆已经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相关部门计划进行大规模修缮。章祥说,他还准备继续经营下去,“来的人大多不知道这栋楼以前是干什么的嘛。”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部分被刻进石碑里,有些部分则藏在普通人每天路过却不在意的角落。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很多人才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见一个个“慰安妇”幸存者奶奶的脸,听见她们颤颤巍巍的声音。
导演郭柯后来说,拍这片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赶在她们离世之前,把这代人真实的状态记录下来,“当我们的后人再次看《二十二》时,会知道在那场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在七十年之后,还是在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但镜头留住不了生命。
他最遗憾的是,纪录片拍完后,他陆陆续续接到了老人们去世的消息。新闻里公布的数字,也一年比一年少。

到2019年3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的数据是: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15人。而岳阳这边,当时确认在世的,也就这六位。

对陈先生他们这些志愿者来说,时间已经摆明站在了对立面。
“老人们年纪大了,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有一位长期参与走访登记的公益机构工作人员这么说。

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跑一趟,挨家看望、记录最新情况。有的老人身体还算硬朗,可以坐在门槛上讲一两个小时;有的已经卧病在床,说几句就累得够呛。

2019年3月9日,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陈丽菲教授,带了三个女学生,从上海赶到平江,专门给林芳做口述历史。
年轻女生坐在小板凳上,一字一句地问,录音机摆在桌子上,同时还有摄像机在拍。林芳一会儿说,一会儿哭,哭累了就擦擦眼睛,抿一口水,再继续。
这些录音和影像,未来会进入档案、进入展厅、进入学术研究,成为后人认识这段历史的直接材料。

而在林芳那间昏暗的堂屋里,那一刻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得到了一句“你不是丢人的人,你是受害者”的确认。

3月10日,陈先生又回到林芳家。
厅堂里的檀木桌上摆着一台旧电视,外壳蒙着厚厚一层灰,应该很久没动过了。林芳说,她最怕打雷天,一打雷她就要缩成一团,心跳得厉害,“我不敢看电视,怕看到鬼子打仗,我心头就慌。”

这些听上去有点像“迷信”的说法,对心理学来说,是再典型不过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可在农村老人身上,它就是最朴素的“怕”——怕枪声、怕黑、怕突然有人闯进门来。

梦里倒还好一点。

在梦里,她偶尔还能回到十五岁那年,回到战前那个没被打碎的日子。
她和“妹仔”一起坐在院子里,周围开满了黄色的小野花,几根细绳子攥在手里,边唱童谣边扎花绳。屋檐下挂着刚洗的衣服,风一吹晃一晃,远处有人喊她回家吃饭。
那时候,飞机还没飞过村上空,鬼子还没冲进门,家还没被烧,爹还没被刺刀扎倒,她也还不是那个被人背后叫“日本娘”的人。

十几岁那年的一场战争,硬生生把她和同龄人从童年推到了深渊。
几十年后,她们一个个老去,有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有的腿脚不行,记忆开始打滑,很多细节忘了,但最疼的部分,还是忘不掉。

现在,能做的事其实已经不多:
有人去拍纪录片,有人去建陈列馆,有人去做口述历史,有人写文章,有人带着孩子去看展览、听讲解。

对当年在墙里被关着的那批女孩来说,这些事都来得太晚。
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她们说过的那句:“不是我愿意去的,是他们抓我去的。”
只要还有人愿意告诉下一代,“她们不是汉奸,是被侵略者变成性奴隶的受害者。”

那么,时间虽然带走了她们,却带不走她们留下的那点东西——
一种朴素的公道,一点来之不易的记忆,一声迟到却必须说出口的:
“我知道你遭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