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27岁那年走了，病根是24岁时跟一个不熟的寡妇有过一回

我叫李建军，今年三十四岁，甘肃天水秦州区人，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卖水管、合页、螺丝、电线，也给人配钥匙、修锁、焊铁架子。店不大，两间门面，一间堆货，一间摆柜台，后头搭了个小厨房，中午我媳妇在里面擀面，油泼辣子的味儿能飘到街对面去。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也没想过要有，守着这个店，一年挣个七八万，够吃够喝，娃上学不欠人钱，我就觉得挺好。可我这些年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压了整十年，压得我有时候半夜醒过来，坐在床沿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我媳妇问我咋了，我说没事，梦见我哥了。

我哥叫李建国，是我大伯家的独子，比我大三岁。我们两家住一个院，老宅子，上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中间一个天井，天井里铺着青砖，一下雨就积水，我跟我哥小时候光着脚在里面踩，我奶拿笤帚疙瘩追着我们打。我们那儿是山区，半山腰上的村子，叫李家窑，三十几户人家，多半姓李，往上数五六代都是一个祖宗。地里种的是玉米、土豆，坡上栽了些花椒树，一年到头刨不出几个钱。我大伯是泥瓦匠，跟着包工头在外面跑，一年回来两趟，我大妈在家种地、喂猪、伺候我奶。我哥从小跟着我大妈，人老实，话不多，学习也一般，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了两年，十七岁就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了。

我那时候还小，记得他第一次出门，背一个蛇皮袋子，里头卷着一床被子，我妈给他煮了十个鸡蛋，让他路上吃。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建军你好好念书，别跟我一样。我那会儿不懂这句话有多重，还高兴，因为他走了，他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就归我了。

他先是在兰州，后来又去银川，再后来跟着一个老乡去了内蒙古，在工地上绑钢筋。一年回来一趟，过年的时候，人黑得跟炭一样，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洗不干净，可是舍得花钱，给我买球鞋，给我奶买奶粉，给我大妈买一件红棉袄，那年月村里没几个人穿得起那种料子。我大妈穿着那件棉袄在村里走，见人就说是我建国买的，脸上的褶子里都是笑。

我哥二十四岁那年回来得早，八月十五之前就到家了，说是工地出了点事，停工了，等过了年再出去。那一年他变了些，话更少了，爱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抽烟，望着对面的山。我问他咋了，他说没事，累。现在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他心里开始长草的时候——可我那时候哪懂。

我们村东头有个姓周的，叫周桂芳，比我们大七八岁，嫁到山那边王家沟，男人姓王，开三轮车拉砖，前一年冬天车翻到沟里，人当场就没了，留下她和一个四岁的闺女。她守了寡，回了娘家住，娘家就在我们村东头，一间半塌的土房，她带着闺女住在里头，靠给人缝缝补补、摘花椒、帮人掰玉米过日子。她人长得周正，皮肤白，眼睛大，虽然生过娃，腰身还细，村里那些光棍汉、老婆出门打工的、死了老婆的，眼睛都往她身上瞟。可她那会儿是寡妇，名声最要紧，谁也不敢明着上门，都是夜里偷偷摸摸，或者白天在坡上碰见了说两句闲话。

我哥跟她是怎么搭上的，我后来拼凑出来的大概是这样：那年秋天摘花椒，坡上的花椒红了，家家户户都上山，按斤算钱，一斤湿花椒八毛。周桂芳带着闺女也上山，她闺女小，在树下玩，她自己上树，手被刺扎得全是血口子。我哥那天也在山上，看她一个人够不着高处的枝子，就过去帮她。帮了一天，第二天还帮。山里人有时候就这样，你帮我我帮你，不算什么。可帮来帮去，话就多了，眼神就不对了。

具体是哪一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八月十六那天夜里，我起来上茅房，看见院门外头有个人影，一晃就没了。我们那院子墙矮，我以为是贼，喊了一声，没人应。第二天我哥回来得晚，衣裳上有一股香皂味儿，我们家用的是肥皂，那种茉莉香皂只有小卖部卖，一块五，村里女人爱买。我没往那上头想，我那时候十九，脑子里除了打游戏就是想着去城里学个手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的影子就是他，他从院墙翻出去，走小路到村东头，去周桂芳家。去了不止一回。他们俩在一起大概有两三个月，从八月到十月，我哥十月底就又出门打工去了。走之前他什么都没说，也没跟家里提过要娶周桂芳。我大伯后来骂他，说你要是那时候说了，哪怕家里不同意，闹一场，也算个事，可他憋着，一个字都不漏。

十一月底，周桂芳发现自己身上不对劲。她那会儿以为是妇科病，去乡卫生所看了，大夫给开了点药，吃了不见好，反倒开始低烧，脖子上起了几个疙瘩。她也没往那上头想，她男人死了一年多，她一个女人家，哪里懂什么叫艾滋病。她只当是累的、上火了。转过年来开春，她烧得厉害，去区医院查，查出来肺部感染，住院住了半个月，越住越瘦。后来是个年轻大夫多问了一句，问她有没有过不洁性生活，她脸一下子白了，什么都没说。大夫就建议她查一下那个，一查，阳性。

这事在村里炸开是那年五月。疾控的人来了，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找到她家，还找了村干部，说要配合流调。农村这种事传得比风还快，一上午全村都知道了。有人说她男人就是得这个死的，有人说她在外面乱搞，有人说她早就知道自己有病还勾引人。她那几天门都不敢出，闺女送到她姐家去了。她家门口被人泼过粪，窗玻璃被石头砸碎过两块。

我哥那时候在内蒙古，工地上没信号，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回家。我大妈在电话里跟他说了这事，说是村里周家那个寡妇查出脏病了，你可别跟她有啥来往。我哥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的事是我一点点问出来的。他挂了那个电话，在工棚里坐了一夜，第二天照常上工，绑钢筋，手抖得绑不紧，被工头骂了一顿。他想去查，可他不敢。他那年二十四，他连"艾滋病"三个字都不敢在心里念全，他怕一查出来是真的，他就完了，他爹妈就完了，他在村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他跟自己说，就一回，就两三个月，不一定就传上了，哪有那么巧。他这么想着，就拖下来了。

拖到那年十月，他开始盗汗。内蒙古的十月已经很冷了，工棚里睡的是通铺，半夜他一身一身地出汗，把褥子都洇湿了，早上起来像从水里捞的。接着是拉肚子，一天七八回，吃什么拉什么，人瘦得脱相，一米七五的个子，从一百四十斤掉到一百一十斤。工友问他咋了，他说水土不服，肠胃炎。他买了氟哌酸、蒙脱石散，一把一把地吃，不管用。

腊月他回来过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在村口下车那个样子。他穿一件旧的军大衣，脸是灰的，眼窝陷进去，颧骨支出来，走路有点飘。我大妈一见就哭了，说我的儿你咋成这样了。他说工地上伙食不好，回来养养就好了。那年过年，他一口肉都吃不下，饺子吃了两个就放下，坐在炕上裹着被子还喊冷。我大伯要带他去区医院，他不去，说过完年再说，去了也是花钱。

过完年他没再出去。他说工地活不好找，在家待一阵。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八成是了，他只是不敢捅破那层纸。他在家待到三月，有一天早上起来洗脸，一头栽在院子里，我大妈吓得嗷一嗓子，邻居都跑过来了。这回没得推了，送到区医院，区医院一查血，不敢定，让送市里。市里疾控做确诊，等了十来天，报告下来，阳性，CD4 只有八十几。

CD4 是什么，我那时候不懂。后来大夫跟我解释，说正常人是五百到一千五，八十几个就是免疫系统基本垮了，等于城门大开，什么病都能进来。大夫说怎么拖到这时候才来，早来两年，吃药，跟正常人一样活。我大伯蹲在医院走廊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抱着头哭，哭得全身发抖。我大妈已经不会哭了，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的，嘴里念叨，说不可能，我娃老实得很，我娃连姑娘的手都没拉过。

我哥从诊室出来，脸是白的，但是很平静。他跟我说，建军，我早知道。我说你早知道你为啥不查。他说我怕。就三个字，我怕。他说他怕了两年多，每天晚上躺下就想，想得睡不着，白天干活还能忘一会儿，一到夜里就不行了。他说他有时候想，干脆就这么死了算了，反正也没人知道是咋死的，就说是病死的。他说他没想到会拖成这样，他以为能扛过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住下，一间房两张床，他躺在那儿，眼睛看着天花板，跟我讲了周桂芳的事。他讲得很慢，一句一句的，像在交代后事。他说那天在坡上帮她摘花椒，她递给他一个馍，说兄弟你吃。他说他长那么大，除了他妈他奶，没有女人给过他馍。他说他知道她是个寡妇，知道这事不光彩，可他那时候二十四，一个人在工地上憋了一年，回来看见个白净女人对他笑，他脑子就热了。他说就那么两三回，都在夜里，她家那间土房，点一盏煤油灯，灯芯挑得很小。他说完这些，就不说了，过了很久，他说建军，我不怨她，她也未必知道自己有。我说你咋知道她不知道。他说她要是知道，她不会让我碰。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吵着谁。

后来的治疗，我陪他跑了大半年。市疾控有免费药，一线方案，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依非韦伦，一天一片，晚上睡前吃。大夫交代得清楚，不能断，断了会耐药，一辈子就麻烦了。我哥听话，买了个小闹钟，每天晚上九点响。可那药的副作用大，依非韦伦吃了头晕、做噩梦，他说夜里老梦见有人追他，跑到悬崖边上。还有皮疹，浑身起红点子，痒得抓破。还有肝损伤，每个月查一次肝功，转氨酶高到一百多。他瘦，吃药反应比旁人重，吃了两个月，人更瘦了，脸都凹进去。

可 CD4 是慢慢往上走的，从八十多爬到一百二，又爬到一百八。大夫说有效果，让坚持。那段时间他精神好些，能下地走走了，还帮我大妈喂猪。他跟我说，等 CD4 上到三百，他就出去找活干，不能老在家吃闲饭。我说你别急，先把身体养住。他笑了笑，说建军，我还想娶媳妇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点光。

可这病不按人的想法走。第二年春天，他开始咳嗽，一开始是干咳，后来有痰，痰里带血丝。去查，肺结核。艾滋病人最容易得的就是结核，因为他体内那些休眠的结核菌没有免疫系统压着，全跑出来了。治结核要吃药，利福平、异烟肼，一吃就是六个月，那药伤肝，跟抗病毒的药一起吃，肝更受不了。他那段时间脸黄得跟蜡一样，眼白都是黄的，吃不下饭，吐。有一回吐了一脸盆，我大妈端着盆出去倒，蹲在墙根底下哭，哭完了洗把脸再进去。

结核治了五个月，没治好，又查出肺孢子菌肺炎，就是 PCP，这个病在艾滋病人里头是要命的。他喘不上气，走两步就得蹲下，嘴唇发紫，血氧掉到八十多。送到市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上了氧气，打磺胺，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胳膊上扎针都找不着血管。出院的时候大夫把我和我大伯叫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实话，说你们要有准备，他这情况，随时可能不行。

我大伯那时候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他六十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天天在医院陪床，晚上就睡在走廊的椅子上。他跟我哥没说过一句重话，连"你咋这么糊涂"都没说过。有一回我听见他在楼道里打电话，跟人说，我娃得了不好的病，治不好了，你要是手头宽裕，借我两千。他把能借的都借了，我大伯一辈子要脸，没跟人张过口，那一年他张了十几回。

我哥自己知道。他有一天把我叫到床边，让我把他枕头底下那个塑料袋拿出来。里头是一个存折，还有一张纸。存折上有三万二千块钱，是他这些年打工攒的，一分没花。纸上写着密码，还写着几行字，字歪歪扭扭，是他手抖着写的。他写：爸，妈，钱给你们养老，别给我治病了，白花。他写：建军，我走后，你去跟周桂芳说一声，就说我不怨她，让她好好把娃养大。他写：别给我办酒席，別让人来，丢人。

我看完那张纸，坐在床边半天说不出话。我说哥你别写这些，你还能治。他说建军，我不傻。他说他这半年把该想的都想过了，他说他这辈子没做过坏事，就做了这一件，这一件就把命搭进去了。他说他不冤，他说他冤的是他爹妈，养他一场，最后落这么个下场，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那年冬天他回家的。大夫说没有住院的必要了，回家养着，想吃啥给啥。回家那天是腊月初八，下着雪，救护车不给拉，我们找了个面包车，把后座放平，铺上被子，他躺在上头，一路上眼睛睁着，看外头的山。走到村口的时候他说停一下，他要看看。他看了有五分钟，说这山看了二十多年，咋今天看着不一样。我说哪儿不一样。他说看着亲。

回家以后他就躺在西屋的炕上，那间屋是他从小住的，墙上还贴着他上初中时候贴的明星画，都黄了。我大妈天天给他擦身子，换衣裳，熬小米粥，一勺一勺喂。他吃不下，吃两口就吐，吐完了说妈你别喂了，我不饿。他疼，浑身疼，骨头缝里疼，夜里哼，哼得我心里跟刀割一样。村里卫生室的医生来给打止疼针，一开始一天一针，后来一天两针，再后来打针也不管用了。

腊月二十那天，他把我和我大伯叫到跟前，说话已经很费劲了，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说爸，我对不起你。我大伯握着他的手，说儿啊，你没有对不起我，是爸没本事，没给你看好。我哥摇头，说不是，是我自己作的。他说他这两年多想跟家里说，可每次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他怕看见他爹的眼睛。他说他到这步了才明白，有些事瞒着，不是护着家里，是把家里往死里坑。他说要是二十四岁那年他一发现不对就去查，现在说不定还好好的，还能娶媳妇，还能给他爹妈养老送终。

腊月二十二夜里，他开始说胡话，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喊一个人的名字。我凑近了听，听出来是"桂芳"。我大妈在旁边，听见了，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他手攥得更紧。腊月二十三，小年，早上六点多，天还没亮，他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慢。我大妈说建国，建国，你等等，妈给你煮饺子。他没应。七点十二分，他走了，眼睛没闭上，我大伯伸手给他抹了一把，抹了两次才抹上。

他走的时候二十七岁，体重不到九十斤。

后事办得很简单。我大伯说不办酒席，不通知亲戚，就家里几个人。可村里还是来了人，来了三十多个，站在院子里，没人说话。有几个妇女进屋看了一眼就出来了，在院子里小声说，瘦成那样了。有一个远房的婶子，进门就往后退，手捂着嘴，我看见了，我没说什么。抬棺的是村里的几个壮劳力，都戴着手套，抬完了在院墙外头用酒精洗手，一遍一遍地洗。我看在眼里，心里堵得慌，可我也理解，那几年村里人对这个病的怕，是怕到骨头里的。

火化是我陪着去的。殡仪馆的人问什么病，我说肝病。他没再问。骨灰盒是我大伯挑的，最便宜的那种，三百八。回来的路上我大伯抱着骨灰盒，坐在车后座，一句话没说，到了村口，他把盒子放在腿上，摸着，说建国，到家了。

头七那天，我去了一趟村东头。周桂芳还在那间土房里，她闺女已经上小学了。她比我哥还惨，她的 CD4 那时候只剩四十几个，人瘦得脱了形，脸上起了一片一片的疱疹。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是建国家的兄弟。我说是。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咋开口。她倒是先说了，她说你哥走了。我说走了，腊月二十三。她低下头，手在围裙上搓，搓了半天，说我对不住他。我说我哥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他不怨你。她听完，眼泪就下来了，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没出声。

我问她，你那时候知道自己有病吗。她摇头，摇得很用力，说不知道，要知道我死也不会害他。她说她男人死后一年多她都没跟过谁，就跟我哥，就那几回，她说她那时候也是孤得慌，一个女人带着娃，夜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哥帮她摘花椒，帮她挑水，她心里就软了。她说她后来查出来，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哥，可她不敢，她怕我哥恨她，也怕这事传出去她闺女没法做人。她就这么憋着，憋到我哥回来过年，她想找机会说，可我哥躲着她。她说她知道我哥是怕了。

她第二年春天也走了，比我哥晚四个月，走在她娘家那间土房里。她闺女被她姐接走了，后来听说改了口，管她姐叫妈。

这些年我常想，这事儿到底该怨谁。怨我哥？他二十四岁，一个人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回来看见个对他笑的女人，他没守住，这是他的错，他自己也认了。怨周桂芳？她也不知道自己有病，她也是个苦命人，男人死了，带着娃，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怨谁都不对，可这病就是这么来的，一环扣一环，谁也没想害谁，最后两个人都没了。

我后来在店里装了个小电视，晚上没人的时候看新闻，看到讲艾滋病的，我就多看两眼。我知道了现在有阻断药，就是出了事之后七十二小时之内吃，连吃二十八天，能挡住。我知道了现在有暴露前预防，高危人群定期吃药，能防住。我知道了现在只要按时吃药，病毒载量压到检测不到，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也能跟正常人一样活到老。这些知识，我哥那时候一样都不知道。他那时候只知道这个病叫"脏病"，得了就得死，死了还丢人。他就是被这个"丢人"两个字，活活拖死的。

前年我们镇上搞宣传，卫生院的人在集市上发传单，讲艾滋病防治，好多人接过来看一眼就扔了，有的还笑，说这玩意儿离我们远。我站在旁边看着，我想说，不远，一点都不远，就在我们村，就在我家，就在我哥身上。可我什么都没说，我接过一张传单，折起来，塞在柜台底下，到现在还在。

我哥的坟在村后的坡上，跟我奶的坟挨着。每年清明我去，给他点根烟，倒半瓶酒。他活着的时候舍不得抽好烟，我现在给他买二十块一包的。我蹲在坟前，有时候会跟他说说话，说店里生意还行，说我娃上初中了，学习比他强。说完了我就坐着，看对面的山，那座山他临走前看过五分钟，说看着亲。

我今年三十四，我哥要是活着，三十七。他要是二十四岁那年，从坡上下来，回屋洗把脸，跟他爹说一句"爸，我跟周家那个寡妇处了"，哪怕挨一顿打，哪怕全村人戳脊梁骨，只要他去查一次血，吃上那片药，现在他大概也娶了媳妇，娃都上小学了，过年的时候坐在我家炕上，跟我喝两盅，骂骂工头，说说娃的成绩。

可这世上没有"要是"。

有些错，犯了就是犯了，改不了。可有些错，是可以不用犯的——只要你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张开嘴，说一句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