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白鑫带着妻子和几名随行人员走出藏身处,准备乘车离开上海。街巷很安静,汽车停在不远处,几个人显得格外谨慎,却没有料到,暗处早已有人盯住了他们。

白鑫原本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这样一个接触过核心机密的人,一旦倒向敌方,危险远比普通叛徒更大。

1929年8月24日,白鑫以召开军委会议为名,通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到自己家中开会。他还特意放出消息,说周恩来也可能参加。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到场,这个偶然决定,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

会议进行不久,国民党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对方手里拿着名单,先寻找“伍豪”,随后准确叫出彭湃的名字。伍豪是周恩来在上海活动时使用的化名,能够掌握这些情况,说明敌人得到的绝非一般线索。

彭湃等人被捕后,白鑫却很快被释放。更奇怪的是,特务不仅没有追究他家中存放的文件和书籍,反而让他安然离开。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判断内部出了叛徒,并要求地下人员密切留意监狱方面的动静。

调查很快指向白鑫。面对上海严酷的斗争环境,他通过在南京任职的哥哥,联系上国民党上海方面的情报人员,声称自己过去是“误入歧途”,愿意用重要情报换取宽恕。为了表明诚意,他交出了军委会议的安排和与会人员情况。

白鑫的投靠,直接导致彭湃等人被捕。周恩来随即安排陈赓设法打探关押地点和审讯情况,并通过潜伏在敌方内部的杨登瀛取得消息。那时,蒋介石方面已经下令处决被捕人员,营救行动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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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曾组织人员伪装成拍摄外景的工作人员,准备在押送途中截下囚车。由于敌方沿途戒备严密,运送武器的车辆没有按时抵达,行动只能中止。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毛泽东曾称他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他的牺牲,对当时的中共组织是一次沉重打击。周恩来随后亲自整理经过,向中央报告,并明确要求尽快查明白鑫行踪,严惩这个出卖同志的叛徒。

白鑫知道自己已经成为目标,于是长期躲在范争波的住处,几乎不敢出门。他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也逐渐垮掉。一次看病时,他来到地下党建立的达生医院,却不知道给自己诊病的“柯达文”,真实身份是地下工作者柯麟。

柯麟发现白鑫后,迅速将情况转告陈赓。白鑫虽然一度察觉异常,但病情反复,只能再次找柯麟诊治。为了消除他的疑心,柯麟带药前往法租界饭店,还故意接受了白鑫送来的钱,使对方相信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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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白鑫多次派车接送柯麟。车辆停靠的位置,暴露了他藏身的准确地点。陈赓又请杨登瀛出面接近白鑫。杨登瀛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有特殊身份,白鑫把他当成能够保护自己的关系人物,毫无防备地透露了逃离上海的打算。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杨登瀛试探着问。

“11月11日深夜,先去南京,再想办法出国。”白鑫回答。

这句话很快传到陈赓和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要求查清出发时间、车辆和路线,并组织精干人员实施行动。白鑫以为只要离开上海便能脱身,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安排,已经被对方掌握。

当晚,杨登瀛再次来到范争波住处,以辞行为由与白鑫见面。临走时,他还送上一份点心。白鑫对这番“照顾”颇为感动,甚至流下眼泪。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见面,是为了确认他没有改变出逃计划。

深夜十一时左右,公馆后门打开,白鑫夫妇、范争波及几名护卫陆续走出。汽车停在五十米外,众人刚走出不远,黑暗中便传来喝止声。枪声随即响起,白鑫、范争波的兄弟和两名特务当场毙命,范争波及白鑫的妻子受伤。

案件发生后,上海舆论震动,法租界方面也展开了调查。直到后来,外界才逐渐知道,这场行动并非普通的街头冲突,而是中共中央特科针对叛徒白鑫实施的一次锄奸行动。彭湃等人的牺牲没有被遗忘,白鑫出卖同志的经过,也由此留下了明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