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年来，拒不执行判决罪持续高发。这跟有关部门推进治理执行难有关，有些地方甚至发起了打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司法机关指控的拒执行为并非直接转移资产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交易结构和庞大的交易网络，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在有些环节，需要运用民商事思维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保障交易安全；在有些环节，需要越过法律关系的表象去穿透审查行为的本质。本起案件中，检方指控当事人B通过将其名下的市场经营权虚假承包给他人、另行成立关联公司低价回购不良债权等方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现将本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第一部分《对起诉书指控内容的解读和反驳》做简化处理后予以发布。
起诉书原文表述是“被告人B作为被告单位R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民事执行案件受理后，仍授意他人协助隐匿、转移自身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这个表述非常笼统，指向性不明，虽经被告人和辩护人多次要求释明却始终未能释明。合议庭在举证质证环节虽要求公诉人具体释明，但公诉人的释明部分既未体现在起诉书和补充起诉书中，亦未体现在法庭辩论环节的公诉意见之中。起诉指控不明确，这给本案的辩护造成了实质性障碍。现根据起诉书表述做如下解读和反驳：
1.只指控了R公司及上海高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跟R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G、J两家公司，根本没有指控诸如Z、K、T等其他公司的行为。也即，Z、K、T等其他公司实施的行为根本不在指控之列，跟本案完全无关，相关证据都跟本案没有关联性。
2.指控的行为必须是发生在该两起民事执行案件最先受理之日后，即2022年6月15日之后。发生在该日期之前的行为，因与指控无关，不进入本案的评价体系。
3.“隐匿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在拒执罪语境中的含义是未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而“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必须要经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方才构成犯罪。也即，本案中即便存在未如实申报财产的情形，也不能直接一步上升为拒执犯罪。
需要提请合议庭重点关注：B与W在2017年签署的《离婚协议》，约定将双方及各自名下的房产全部赠予其子X。此时涉案的三个诉讼都没有开始。虽然房产没有过户登记到X名下，但是物权登记只具有一般推定和一般对抗效力。考虑到B和X是父子关系，房产没有过户也符合生活常理。法庭仍应当根据查实的情况认定所有的房产及租金收入归X所有。因此，相关居住房产及租金收入跟本案指控无关。
4.关于“转移自身经营活动收入和租金收入”，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按照公诉人的指控逻辑，K、T和Z都存在人格混同，都是B和L两人实控的公司，甚至按照公诉人当庭宣读且得到公诉人认可的部分证人证言的内容“资金在这些公司之间转移属于左口袋到右口袋”，那么资金在案涉公司之间流转不属于转移资产。因为左口袋和右口袋本质上是一个口袋，在一个口袋里面倒腾不是转移资产，最多是未如实向法院报告口袋的存在，属于未如实申报财产。
（2）用另一家公司收购R系的债权，是否属于转移资产？辩护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辩护人把整个过程分步骤进行拆解：
①原始债权人对R公司的债权是其自愿转让的，且转让的对象是持牌的资产处置公司。原始债权人让渡自己的债权，目的是节省自己实现债权的财务和时间成本，降低实现债权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该行为独立于公诉人指控的后续的收购债权的行为。
②持牌资产处置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再度转让债权。继原始债权人后，持牌资产处置公司再度转让债权。其实，原始债权人和资产处置公司都可以直接走司法程序，申请法院拍卖资产收回债权。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么指控的相关公司就没有机会去公开市场竞购债权，更赚不到差价了。
③且不论收购债权的主体和资金跟B个人、R公司等本案被告人没有关系。即便按照公诉人的逻辑，认定收购债权的资金系R公司的资金，那么收购债权的行为也只是偿债行为，也不可能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转移资产。原因很简单：从资金流向看，收购债权的资金间接进入到了原始债权人的账户；从处置效果看，收购债权符合资产处置公司的目标。即便拍卖价只有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所称的两折三折，但既然拍卖程序是资产处置公司选择的，那么选择公开竞拍程序这一行为本身就决定了：资产处置公司希望有人竞拍而非流拍，且无论竞拍价格如何都符合资产处置公司的预期。这就是市场交易，愿赌服输的内在要求；从其他债权人的角度看，通过这个程序和操作手法被告人不仅了结了之前的债务，并且实现了资产增值，增强了后续清偿其他人债务的能力。
④通过理性分析而非感性指控，可以确定回购不良债权跟指控的拒执犯罪无关。通过收购不良债权赚钱的秘密是原始债权人和资产处置公司自愿放弃和让渡自己的债权利益。退一万步，回购不良债权如果被认为存在拒执行为，拒执的对象也是那个原始债权人，而非本案中的所谓被害公司。
（3）R公司名下的市场租金由Z公司收取，是否构成指控的拒执犯罪？辩护人的答案是不构成
①经营权承包行为发生在诉讼开始前。R公司和Z公司的《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于2018年12月31日签署，并于当日生效，发生在本案三个案件执行受理或诉讼开始之前。
②经营权承包存在真实的背景理由。将市场的经营权承包给L实控的Z公司，B稳定供述此事发生的背景是B欠L6000余万元本金。即便在B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笔录中也承认其欠L6000余万元本金债务。《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证明，截至到2026年10月29日B仍欠L2400余万元。
③L实控的Z公司支付了承包对价。部分口供称，L使用1000万循环走账。即便如此，也至少可以计1000万对价。再结合L对B的债权（6000万本金+利息+违约金），用债权抵销承包款完全合法。
④不能证明承包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虽然在案有部分口供猜测称年营业收入大约一个亿，但没有人能说清具体营收是多少，没有人能说清具体依据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运营成本是多少。《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结论和推理明显有误，公诉人指控转移市场6亿余元租金的说法完全错误。
辩护人想强调：有意义的是净利润和可支配收入，而非营业收入。根据直接当事人B的供述，市场运营成本巨大，年净利润大约两三千万甚至低于两千万。如同被告人B自己当庭强调的那样，2018年以前的年净利润究竟是多少根本没有查清，2018年以后净利润即便相比之前有所增加也跟B无关。因为决定2018年底承包价格的只能是之前的净利润而非之后的可能利润。需要指出的是，查清市场2018年以前的年净利润究竟是多少，不是辩护人的责任，而是公诉机关的责任。
考虑到承包价格是一次性支付十年的收入，需考虑到市场风险比如疫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资金贴现等因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还将其租金收入质押给了银行，这些租金收入还存在权利负担或权利风险。必须承认，任何市场行为都要互利，还要允许Z公司一定程度的利润。将这些因素全部综合起来看，每年2000万的承包价格并非明显低于市场价，不能认定将市场经营权承包给Z公司是在转移资产。
5.检方指控的“拒执行为”跟涉案三个民事案件没办法执行到位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①公诉人当庭举证称，早在2019年前的生效民事判决证明B及其实控的公司对外负债已经高达十余亿元。如果没有涉案的指控的“拒执”行为，那么相关资产也应当用于清偿前述十余亿元债务，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本案的被害单位。
②公诉人指控的回购不良债权行为假设没有发生，那么相关资金也只能用于清偿不良债权对应的原始债权人，相关资金根本轮不到本案的被害单位。
综上：法律上认定因果关系的公式是“没有A则没有B”。本案即便没有实施指控的“拒执行为”，涉案三个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也不会改变。指控行为没有恶化或削弱被告人及被告单位对本案被害单位的偿债能力，两者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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