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南京调查科办公室里,钱壮飞独自值守。桌上的电报一封接一封送来,发报地点是武汉,收报对象是徐恩曾。徐恩曾当时并不在办公室,真正看懂这些密电内容的人,只有钱壮飞。

他拆开第一封,脸色便沉了下来。电报中的“黎明”已经被捕,并表示愿意投降,还声称掌握中共中央的重要秘密,要求乘飞机前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报告。

这不是普通的被捕消息。

钱壮飞很清楚,“黎明”是顾顺章使用的化名。顾顺章曾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重要工作,熟悉上海地下组织的人员、机关和联络方式。一旦他彻底叛变,上海中央机关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

第二封、第三封电报接连送到。内容显示,武汉方面已经把顾顺章的情况上报南京,何应钦也在安排军舰,准备将他押送南京。蔡孟坚则计划尽快抵达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报告。

电报越看越险。

钱壮飞没有立即离开,也没有找人商量。他知道,办公室里任何异常举动,都可能引起旁人警觉。更重要的是,徐恩曾掌握着调查科的机密,一旦南京方面先于上海采取行动,地下组织很可能来不及转移。

钱壮飞能看懂这些内容,并非偶然。

早在1928年前后,他进入国民党系统的无线电机构工作,后来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表面上,他负责文件、电报和日常事务,实际上却逐步接触到国民党内部的通信系统。

当时高级官员使用的密码本,保密程度很高。徐恩曾自认为钱壮飞即使拿到,也未必能够破译。有一次外出时,他曾把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没有急于动手,而是留意徐恩曾办公室里的细节。

徐恩曾案头常放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钱壮飞从其中发现了与密码编排有关的规律,经过反复推算,终于掌握了密电的译读方法。正因为如此,那几封电报在别人眼里是密文,在他手中却等同于一份直接送到桌面的危急报告。

他立即把女婿刘杞夫叫到身边,压低声音说:“情况紧急,马上赶回上海,把消息交给李克农。”

刘杞夫没有多问,连夜出发。

钱壮飞随后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处理手头事务。直到深夜,他收到第六封电报,内容大意是:不要让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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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比前面几封更危险。

钱壮飞马上意识到,顾顺章很可能已经供出了自己的身份。武汉方面暂时没有点破,是因为他们准备把情报直接送到南京,交给更高层处理。对钱壮飞而言,留下来等候审查,等于把自己和潜伏人员一起置于危险之中。

他迅速通知能够联系到的同志,分头撤离,并销毁可能暴露身份的材料。整个过程没有争吵,没有慌乱,甚至没有明显的停顿。

第二天早晨,徐恩曾回到办公室。钱壮飞把收到的六封电报交给他,神态和平日没有太大区别。徐恩曾并未察觉异常,钱壮飞则按原定时间离开。

他没有回家,也没有继续停留,而是乘坐上午十点的火车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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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处置能够成功,关键不只在于提前破译密码,更在于钱壮飞对信息轻重缓急的判断。他没有把时间耗在解释上,也没有试图查清顾顺章叛变的全部细节,而是抓住了唯一要务:让上海的同志尽快转移。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迅速调整,许多重要人员得以撤出原有住处。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这次险情,认为钱壮飞送出的情报,避免了中央机关遭受更严重的破坏。

钱壮飞的经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情报人员。他早年学习医学,曾在北京从事医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凭借无线电方面的兴趣和能力进入国民党无线电系统,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在隐蔽战线上,他与李克农、胡底共同承担重要情报任务,三人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钱壮飞身处最接近敌方机密的位置,家人也曾参与相关工作,风险始终伴随左右。

1931年之后,他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长征途中,他在贵州境内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关于他的具体死因,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但1935年以后,组织再未收到他的确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