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两支红军主力会师。队伍刚刚汇合,摆在指挥员面前的,并不是简单的庆功,而是如何统一意志、确定行军方向。红军总政治委员这个职务,也正是在这样的关键关头,显出它不只是军队中的一个称谓,更关系到军事行动和政治路线。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共有三人: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三人的经历、立场和作用各不相同,这一职务的几次变化,恰好折射出红军从创建、发展到长征转折的复杂历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爆发。起义部队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夺取大城市,却在转战中保存了骨干。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会师,红四军由此形成。
红四军初创时,军事指挥与政治领导逐渐形成相互配合的格局。朱德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承担党代表等重要职责。那时的红军规模还不大,装备也很简陋,却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和作战方式上摸索出一套新路子。
有意思的是,红军早期并没有一开始就设置全国统一的总政委职务。随着各地武装不断汇聚,红军组织规模扩大,中央苏区逐步建立,统一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才变得越来越必要。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同一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并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由此,毛泽东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位红军总政委。
这个职务的分量很重。总政委不仅要负责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还要参与战略判断、根据地建设和干部安排。红军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作战队伍,能不能发动群众、能不能建立地方政权、能不能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往往直接影响一场战斗的成败。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灵活作战。1930年至1931年间,红军连续取得几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的力量得到发展。红军作战不再只是凭勇气硬拼,而是更加注重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战场和争取群众支持。
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红军一线指挥岗位,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此前长期负责军队和中央机关的重要工作,对军事、组织和政治协调都很熟悉。由他担任总政委,是当时中央领导层进行调整后的安排。
周恩来的特点,是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沟通各方、维持组织运转。他担任总政委后,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也承担着协调军政关系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仍是军事指挥核心成员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周恩来与博古、毛泽东等人共同处理军队指挥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的军事领导逐步重新调整,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作用明显增强,周恩来则继续承担重要的军事指挥和组织协调责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部队虽然同属红军,但在兵力、作战区域和领导结构上存在差异。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在军中有较强影响力。
会师之后,红军下一步向哪里走,成为决定全局的大事。中央主张北上,向陕甘方向发展;张国焘则对北上持不同意见,更倾向于南下。为了加强统一领导,也为了缓和双方关系,张国焘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后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担任这一职务,并没有使分歧消失。红军随后出现北上与南下两种行动方向,组织上的统一受到严重影响。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经历艰苦行军后到达陕北;张国焘率部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却受到川军等地方武装的持续压力,部队付出较大损失。
当时有人劝张国焘:“北上还是南下,关系的不只是行军路线。”这句话虽然简短,却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战略方向一旦分开,红军的兵力、根据地和政治影响都会受到牵动。
1936年,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后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师。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红军内部的分裂局面逐步得到修复。不过,早先的分歧已经造成了人员损失,也暴露出统一领导对于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主力陆续改编为八路军,南方部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土地革命战争随之结束。
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三人先后担任红军总政委,时间有交错,处境也完全不同:毛泽东面对的是红军创建和根据地发展,周恩来承担的是中央苏区后期及长征中的统筹,张国焘则处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的路线冲突之中。职务名称相同,所面对的历史考验,却并不是同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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