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上海。陈三发把一封信读了好几遍,信是丈夫连德生从香港寄来的。纸上的话并不多,只说人平安,事情办完后会想办法回家。
这封信,后来成了陈三发等来的最后消息。
连德生去了哪里?是牺牲了,还是隐姓埋名?陈三发没有答案。她只知道,丈夫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很多事情不能问,也不能向外人提起。
当时的上海,街巷看似繁华,地下斗争却异常尖锐。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和反敌特工作,行动人员常常没有公开身份,甚至不能留下完整姓名。一旦发生叛变,联络网就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到破坏。
连德生的经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割裂成许多片段。
1893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崧厦一带。家中以打渔为生,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只得带着孩子前往上海谋生。年纪稍长后,连德生做过学徒,也在英商电车公司担任过售票员。
他与陈三发的相识,带有几分偶然。陈三发初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连德生曾帮她找到落脚之处。两人后来成婚,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对陈三发而言,丈夫原本只是一个勤劳的电车工人,然而他经常早出晚归,有时数日不见踪影。
她曾追问:“你到底在做什么?”
连德生只回答:“知道得越少,对你越安全。”
这句话,成了夫妻之间少有的谈话。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和学生掀起反帝爱国斗争。连德生参与了英商电车公司的工人运动,后来被公司解雇。大革命失败后,上海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他被组织安排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回国后,连德生进入中央特科,担任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特科内部有明确分工,行动队承担护送、警戒、营救以及反叛徒等任务,工作要求极高,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多人。
他还曾为杨登瀛担任保镖和联络人员。杨登瀛身份复杂,能够提供重要情报,情报如何转递、人员如何接头,都需要极强的纪律性。连德生长期在危险边缘活动,却很少向家人透露具体情况。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人员被捕,许多联络点被迫转移。连德生也离开上海,经香港进入中央苏区。陈三发收到的那封信,正是在这段转移途中寄出。
此后,音讯中断。
进入苏区后,连德生曾在红军医院和交通系统工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根据部署,一部分人员必须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照料伤员,掩护主力转移。
连德生属于留守力量。
当时的中央苏区局势十分严峻,能够作战的部队数量有限,伤员和机关人员却很多。主力红军撤离后,留守部队既要突围,也要设法保存人员和文件,行动异常艰难。
1935年3月4日,连德生与梁伯台、刘伯坚等人率机关人员和部分武装力量突围。两天后,队伍在转移途中与粤军遭遇,因敌我力量悬殊,再次陷入包围。
连德生负伤被俘。
敌人试图从他口中获取组织情况,但他始终没有供出重要信息。经过多日审讯和折磨,1935年3月21日,连德生在江西大余一带遇害,年仅四十余岁。
遗憾的是,牺牲消息没有及时传回上海。陈三发一直以为丈夫还活着,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做过保姆,摆过小摊,也做过苦力。直到1969年临终前,她仍反复叮嘱儿孙:“一定要把你们的爷爷找回来。”
这句话,后来由孙子连光荣接了下来。
2002年,连光荣前往上海寻找祖父,但只有“浙江上虞人、在上海工作、后来失踪”几条线索,查找几乎无从下手。多年没有结果,他并没有放弃。
2008年,连光荣开始查阅书籍、旧报刊和相关史料。在有关中央特科的记述中,他发现了“连德生”和“连德胜”两个名字。经过比对籍贯、经历和职务,他判断这两个名字很可能指向同一个人。
2009年,他又在抗日英烈纪念资料中发现“连德胜”一名,材料显示此人于1935年在江西大余牺牲。随后,他赶到大余查阅地方革命史料,并在一份旧报纸上见到祖父生前留下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神情严肃,身穿旧式服装。那是连光荣第一次真正看见祖父的模样。
2010年,连德生家属获得烈士证明。失踪近八十年的名字,终于与籍贯、身份、职务和牺牲地点相互印证。陈三发没有等到丈夫归来,但她临终留下的那句嘱托,最终让一个长期沉没在历史档案中的名字重新回到了家族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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