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内,62岁的周作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接受关于“通谋敌国”的审判。这个曾以散文、翻译闻名的文人,面对的已不是文学争论,而是战时任职、文化宣传和实际行为留下的法律责任。

周作人没有低头认罪。他聘请律师,也亲自答辩,反复强调自己留在北平有“不得已”的原因。日军占领北平后,他说家中老母、妻子、子女以及亲属共十四人,若全部撤离,生活无从安置;留在城内,至少还能维持学校和学生的一点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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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说法并非全无背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局势变化极快,许多知识分子面临去留选择。但周作人后来担任伪职,参与教育、出版等事务,已经不只是私人避难。公诉方指控他配合敌伪推行奴化教育、编写教科书、参与资源调查,并通过文字为“东亚新秩序”作宣传。

审判时,他还提到自己曾遭遇枪击,认为生命受到威胁。可是,他并不知道,那次袭击并非日军所为,而是抗日杀奸行动的一部分。旁听者很清楚,所谓“处境危险”,不能自动抵消任职和配合敌伪的事实。

1946年11月16日,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等罪名,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判决公布后,他仍不服,申请复判,并提出一个颇为奇特的解释:自己是在把儒家思想带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试图以文化影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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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辩解没有改变判决。文化交流需要平等条件,更不能成为侵略秩序的遮羞布。周作人把个人选择解释成文化抵抗,恰恰暴露出他始终没有正面承认自身责任。

他在狱中的生活却相当规律。每天清晨起床,按时吃饭,固定放风,平日饮茶、读古书、写诗,还为熟人书写条幅。1949年1月26日,他因形势变化获释,随后暂住上海,后与妻子羽太信子及家人回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长信,既作检讨,又不断说明自己的苦衷。他还特别强调自己懂希腊文,希望继续从事翻译。毛泽东看过相关材料后,认为他虽属文化汉奸,却没有杀人放火,仍有翻译价值,因而允许其从事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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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待并不等于恢复名誉。周作人多次申请恢复公民权,结果始终是保留剥夺政治权利。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要求他公开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出的材料却仍坚持“保护民族文化”的解释。后来作品能够出版,往往使用“周启明”这一名字,直到1988年、1989年,译作才重新署上“周作人译”。

他的家庭关系同样没有得到修复。羽太信子是日本人,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获准,但夫妻晚年的相处并不安宁。周作人日记中多次记下妻子情绪失常、争吵和发病,常用“又不快”“不可理喻”等字眼。两人相伴多年,生活压力和性格冲突却不断消磨旧日情分。

1962年,羽太信子病重入院。周作人没有立即前往,得知她病中说的是绍兴话后,仍在日记里写下五十多年感情未被争吵完全消灭的感慨。她去世后,周作人一度觉得孤独,也觉得少了一层生活负担,可以继续埋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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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后人的关系,则几乎没有缓和余地。矛盾不只是因为周作人的伪职,还牵涉八道湾11号。1919年,鲁迅出资购置八道湾住宅,原本约定兄弟三人和母亲各有一份。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房屋产权却被周作人改到自己名下。

周海婴对此始终不能释怀。他认为,周作人既占有房产,又将多余房屋出租,却没有妥善照料母亲鲁瑞和朱安。周海婴在回忆录中直呼周作人其名,晚年两家即使同在北京,也没有恢复往来。

1967年5月6日,82岁的周作人去世。周海婴收到葬礼邀请,却没有出席。1996年,八道湾11号面临拆除时,周海婴与家人商议后同意不予保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鲁迅故居应是西三条,而八道湾更接近周作人居住和经营“苦雨斋”的旧宅。辞世多年后,周作人与鲁迅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这座旧宅的产权纠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