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创作蔚为大观,而在数量增长之外,如何进一步迈向经典,也值得探讨。评论家牛学智的《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以“经典参照-当代回应”为经纬,把《百年孤独》《罪与罚》等十余部现代经典,与近百部中国当代长篇平行并置,从叙事诗学、精神镜像到空间建构,层层辨析。他不拿西方标尺裁量本土,也不以“国情”回护短板,而是探讨当代长篇在技术移植、精神建构与“务虚”能力上的提升空间,探寻文化自觉的现代性叙事。这是一部拒绝内卷、直面真问题的批评之作,借他者之镜,照见中国文学夯实主体性的路。
《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
牛学智 著
作家出版社
★ 以“经典参照—当代回应”为经纬,从叙事诗学、精神镜像到空间建构,追问中国当代长篇如何抵达世界文学意义上的经典。
新书介绍
《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是一部跨文化叙事研究专著。全书以平行对比为方法,分叙事诗学、精神镜像、空间建构三编,将《百年孤独》《罪与罚》等现代主义经典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并置,考察二者之间的叙事关联;深入剖析当代长篇的形式实验与精神转化困境,诊断其“务虚”能力匮乏的根本症结,进而提出建构自觉意义的“文化现代性叙事”的命题。本书的特色在于突破学术研究的内卷化倾向,践行直面真问题、饱含生命体验的“野狐禅”式批评,重申文学批评作为再创作本源的意义。
作者简介
牛学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十四届理事,银川市作协副主席,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十余部理论著作;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
名家推荐
牛学智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长期关注当代文学现场。这种关注既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的学养和理论雄心的必要准备。这部《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就是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关键词,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和百年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这一方面表明了牛学智对文学现场的敏锐,同时也深化了他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深刻理解。
——孟繁华
著名文学批评家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长篇小说数量惊人、蓬勃而出。批评家大都随波逐流,好评连连。牛学智则头脑清醒,从当下世界文学的视域,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为坐标,提出一连串长篇小说的评价尺度,譬如叙事诗学、精神镜像、空间建构、个体救赎、现代性反思等等,他想把当代长篇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的大潮,他想推动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这种努力令人感动!
——段崇轩
著名文学批评家,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以十余部域外经典为参照,对近百部中国当代长篇进行了跨文化视野下的精神重绘。作者并非将域外经典视为裁量本土的标尺,也不以“国情特殊”为由回护创作短板,而是在“影响溯源”与“优劣评判”之外另辟蹊径。以“经典参照—当代回应”为经纬,将马尔克斯的预叙、昆德拉的轻与重、格拉斯的反成长、卡夫卡的荒诞、海明威的硬汉、福克纳的多声部,与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余华、阎连科、格非诸家的长篇并置细读。从形式、时间与结构,到人物、主题与价值,再到地方、历史与诗学想象,由文本骨架深入精神肌理,终至空间建构,所有论述均依托细致的文本分析,问题意识突出。
其识见尤在比较研究之“辨异”:同是荒诞,卡夫卡写“冷荒诞”,中国作家多成“热荒诞”;同是硬汉,圣地亚哥的孤独抗争进入中国语境后,便汇入时代群像;同是地方,俄苏史诗的厚土与“新地方性”的悬浮两相对照。由此,作者提炼出思想穿透力、审美独创性、文化适配性三项标准,直指当代长篇技术移植而精神缺席、“务虚”匮乏的症结,并以文化自觉的现代性叙事与“新史诗性”为其出路。
作者怀抱宏大的学术野心和严谨的学术态度,紧扣文本,观察精准,语带锋芒,不失分寸,直击痛点,启迪多多。
—— 刘川鄂
著名文学批评家
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文章试读
导论 跨文化叙事对比的核心维度
科层化以及量化分类“机制”,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文学研究的层化、量化、细化乃至人为内卷化、机械化,究竟深入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在其中,断难体会其中三昧。
我本人纠缠当代文学批评已有近三十年,水平实在不敢启齿。然而,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倒也确确实实。广义的“研究”,不外乎中外、古今交叉阅读而已,这是我比较坚定的一个信念。不幸在于,当这种粗俗的认知,遭遇“文学研究”的特殊“现实”,就比较尴尬了,它不是一般性投稿难的问题。比如,把格拉斯《铁皮鼓》与中国当代某些“反成长”长篇小说的对比心得,投给某文学评论刊物后,马上收到极短退稿微信,“对照点不对”;还比如,把三位俄苏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洛霍夫)与中国当代“新地方性”叙事的对比文章,通过“网投”呈某比较文学刊物后,不足一个月,收到了决绝而无可置疑“回复”,“选题不属于本刊处理范围”。由此可见,无论“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学批评”,它们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两家”分殊概念上,关键还在各自内部的一套精细分工上。谁与谁比较,都有明确而坚硬界限;怎么批评以及哪些作品可以批评或研究,学科内部“机制”不是任谁都可以僭越的,明显横亘着一条肉眼看不见的藩篱。
窥斑见豹,怪不得当代文学批评或研究界,会有“内卷”与“繁荣”这么奇特的自相矛盾现象;也难怪基于“文明互鉴”的“比较”竟把有文献被个别域外著述引用,机械、生硬地拿来充当文化自信的证据,且理所当然变成了“互鉴”的终极目标。原来,在他们那里,文学“研究”已经被搞得比自然科学还极端。甚至为着达到某种极佳效果,揣摩旨意的微妙已经精确到具体字词是否严丝合缝对应的程度了。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学爱好者。所爱好者,乃文学。既如此,中外对比阅读也就只是阅读的常规。对于文学爱好者,说“文学研究”实在太过高端,心情与鲁迅短篇小说《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极为吻合。把鲁迅的话稍作调整便是,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影影绰绰的后影,霎时更高大了,也更清晰了,而且愈走愈大、愈来愈清晰,须仰视才见。既然无法望其项背,退而求其次,只把对比阅读的体会当日记来写。不过,对比阅读时间长了,便比较信赖个人选择。对象是否有可比性,有无对比的必要,以及“对照点”是不是被某些权威钦定,也就不再那么上心地去纠缠了。也许是个不起眼的人物形象,抑或是被主流研究界认为没多少学术增长点的命题,只要它曾深刻地引起过我的注意,而且这影响越来越烈,乃至于不表达出来不足以平复心绪,便认为此等对比就有价值。要推翻这种所谓平行对比,你必须首先否定文学性源于读者个性化“再创作”这一事实。否则,就没有理由用既定的、似乎还是“不刊之论”的规定、潜规定来挞伐。延伸一点说,除非把文学的边界收缩到任何人都毋庸置疑的范围。如果做不到,那么,就不能以任何理由,特别是个人的既成偏见来指责文学性的“野蛮生长”。
说得更具体一点,即使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其所强调,肯定不是对文学性的抹平。新大众文艺与自媒体相互推动、相互成就,这是文学及文学性观念发生“新”质变化的硬性条件。没有这个硬性条件,人们对平等文学的诉求就不可能如此强烈。当文学在人人面前平等的诉求日益强烈且必然被新媒体率先实践——何况实践走在意识前面之时,先前精英与俗文学一统天下的二分格局,随着纸质与网络载体的被打破,计划、欲想乃至预制都变得极其不可靠了。金字塔底部的“新大众”文学与总是居于高位的文学,都必须过“大文学观”这道门槛。否则,虽然可以选择闭着眼睛自嗨,但文学的阅读市场却不会因分贝高而格外青睐。因为,“大文学观”的“大”并非“高大上”的“大”,是“大众”之“大”。尽管“人人”的口味难调,但是否被“人人”共情却是伦理底线。就此而言,本书在比较文学权威的捍卫者那里,也许根本什么也不是,但这种全称性否定,似乎也无法代表“人人”的文学选择。更加之本书从写作之初,就定义为“野狐禅”的文学性研究,本就不想在无以计数的“比较”的“原理”山头,增添几片仰人鼻息却徒劳无益的砖瓦。这样的自我打气,本书所有的无知也就稍微有理由释然了。倘若所有翻阅本书的读者,不全是“比较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想必也会宽容地谅解本书的莽撞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严肃地讲讲这部小书试图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对对象别无选择的尊重。
第一节 现代主义经典
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主题叙事关联
20世纪世界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重要支脉。俄苏文学对灵魂与存在的深层叩问、欧美文学对现代性困境的持续勘探、拉美文学以魔幻现实重构地域经验等,毫无疑问,共同把存在追问、人性探寻、本土书写熔铸成具有范式意义的长篇叙事传统。无论外力介入,还是内生诉求,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都内在地置身于世界长篇的当然语境之中,它们以开放的姿态、海纳百川的胸襟,历经百年译介、实践选择与文化融合,终于跻身于现代主义大潮的重要位置,并同现代主义经典形成了结构性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并非表层模仿,而是深入到当代小说的主题建构、叙事方法选择与精神走向厘定,最终成为跨文化文学对话的核心议题。
考察这一脉络,必须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既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也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被系统译介的开端。鲁迅谈及创作时坦言,他所依傍的主要是外国作品与医学知识。这表明,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未曾离开域外文学的滋养,包括其他现代学科话语的刺激。但这种译介从不是盲目跟风,自有内在启蒙使命与强烈社会改造愿望在暗中驱动。为普及新思想、唤醒传统“人”的觉醒,人文知识界对俄苏底层书写、社会批判文本情有独钟;对欧美现代主义深研内心、烛照个体个性的作品,也因契合“人的发现”而被格外关注、接纳。这种从本土立场出发的选择性接受,贯穿20世纪,基本延续至改革开放初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拿来主义”文化逻辑。
叙事形式上,中国当代作家接触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走过了一段很实在的摸索过程,从一开始生硬模仿外在形式,到后来慢慢把这些手法揉进自己的写作里,中间走了不少弯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原、洪峰、孙甘露、余华、苏童这批先锋作家,主动用元叙事、意识流、文本拼贴这些现代写作方式,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定写法,在叙事形式上做出了很关键的突破。只是这批作家太过执着于技巧本身的实验,文本慢慢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根基,只剩形式上的花样,内容变得空洞单薄。到了1990年代,先锋文学的热潮慢慢退去,新写实、新历史小说接连出现,作家们集体把创作重心拉回到本土的现实与历史经验里,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才真正和中国本土的生活经验结合到一起。余华的《活着》,把福克纳式的冷静客观,和民间叙事的朴实力量自然融合在一起;王安忆的《长恨歌》,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把城市的过往记忆一点点铺展开;阿来的《尘埃落定》,扎根藏地文化本身,用独特的人物视角写出了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从大量的创作实践都能看出来,外来的叙事形式只有贴合中国的现实语境、扎根本土的生活肌理,才能变成有用的文学资源,真正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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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长篇与现代经典》
牛学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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