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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

关于白仁发离职原因,两人证明,因公济医院抓捕失利、赏金大幅缩水,白仁发心生不满,一气之下辞职走人,此后再无音讯。老庄常年为白仁发开车,多次深夜送其返程,但白仁发每次均在制造局路斜土路口下车,随机变换行走方向,刻意隐匿住址,无人知晓其真实居所。

为彻底摸清白仁发踪迹,侦查组实地核查两处疑似住址,一是租界档案登记的海宁路794弄春桂里271号,经查为虚假地址,是白仁发任职期间的掩护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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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户籍底卡登记的零陵路忻鑫坊11号,户籍信息显示,白仁发已于1937年8月23日日军轰炸先施公司的空袭中身亡,底卡上记载,白仁发家中人口还包括其妻子儿女三人,但该户已于1940年5月注销户口,注销原因是“该户长期无人居住”。这种销户的情况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滩不算鲜见,大多数是为了躲避战乱逃往外埠或回原籍了。

离开派出所,冯春扬又去零陵路忻鑫坊11号实地走访,想找当初白家的邻居聊聊,看能否获得些许有价值的线索。到了地方才知道,零陵路上曾经的这条小弄堂早就找不到了,七年前的冬天,一家住户因烤火驱寒不慎引发火灾,火借风势,将整条弄堂烧成了一片废墟。看来,白仁发这条线索是指望不上了,至此,白仁发本人的侦查线索完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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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仁发线索中断后,侦查组调整思路,重点排查其麾下四名无编制、无档案、无考勤的临时情报员,试图从底层眼线链条锁定“老桑”踪迹。恰逢侦查遇阻之际,卢禄定向冯春扬提供了关键助力——沪上租界历史“活档案”、前清举人曾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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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他宁死拒不出仕,抗战胜利后,首任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登门邀其“归队”,曾幸逸依然拒绝。劝说再三,最终达成口头协议,警局今后办案少不了要了解租界警务情况,届时向曾求助,曾老爷子应予指点。解放后积极配合新政权核查历史悬案,与卢禄定私交深厚。

于是侦查组专程登门求教,曾幸逸表示,白仁发麾下四名临时情报员,均为其私人招募、自行管控,薪资由租界外籍警务长官的专项保密经费拨付,无需签字、不留档案、不录入官方体系,工部局财务仅记录笼统开支,无人员明细、无工作台账,租界所有官方档案中,均无四人的姓名、履历与行踪记录,也就是为白仁发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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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926年林伟民遇险案,曾幸逸回忆道,该案当年被租界警务处定为重大工作失误。当时租界若能抓获林伟民这样的中共核心领袖,将极大助力租界的扩张合法化进程,行动失利后,工部局曾专项复盘调查,但因线索全无、最终不了了之。而当年主导行动的英籍捕房头目在战后早已归国,彻底无从查证。

此番核查彻底封死了白仁发及其下属的侦查路径,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冯春扬复盘全案后认为:“白仁发那个情报小组不是还有四个部下吗?白仁发找不到了,那咱就找其余四个,说不定他们中有人知道那个老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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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汉、陆斯力都感到不解,这话怎么说呢?要是能直接找到老桑,我们何必绕那么大个圈子在白仁发身上下工夫?而冯春扬的理由是,目前已经可以认定,当初林伟民来沪入住公济医院的情报是由那个老桑向白仁发提供的,为此,老桑还拿到了捕房给付的五十银元赏金,由白仁发代领。

在之前市局“505小组”提供的卷宗材料中,冯春扬留意到一个细节,老桑这个代号在虹口捕房的特费账目中只出现过一次,这是不是说明,老桑向白仁发提供有关林伟民的情报,是他俩的首次合作?而后续调查的着力点就可以放在这个细节上-设法查明老桑是怎样跟白仁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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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汉、陆斯力一听立即就明白了,冯春扬的意思就是,老桑应该是通过别人的介绍跟白仁发搭上线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白仁发通过别人介绍跟老桑搭上线的,反正就是两人之间存在‘搭线’这样一个事实。

冯春扬在新四军淞沪支队驻上海情报站从事秘密工作期间,也发展了很多线人。线人的情况非常复杂,无故断线是常事,而且根本弄不清楚断线的原因。中断联系后还不能去找他--对方有可能已经被捕,特务正守株待兔呢。因为这个缘故,冯春扬在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还要留意物色新的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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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扬由此推断,白仁发面临的问题可能也差不多。作为捕房专职情报人员,他以个人名义雇佣的临时工就有四个,那么,他掌握的线人只会更多。新的线人一般不会主动找上门向白仁发毛遂自荐,大多是白仁发的同事、熟人或其他线人介绍的。在这一行里,这种介绍也是有报酬的,最起码得喝喝咖啡吃吃饭。冯春扬的想法是,往下可以考虑通过访查白仁发的线人寻找老桑的下落。

就在此时,卢主任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当下,听冯春扬三言两语汇报了讨论情况,卢禄定思忖片刻,微微点头道:“通过白仁发的线人寻找老桑,这个主意不错。这方面,我也可以给你们提供一条途径。提篮桥监狱的三号监专门关押反革命人犯,其中有些人以前替租界巡捕房、国民党和日伪的警察局、特务机构当过线人,你们可以去那里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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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五天,一组的三位侦查员都扎在虹口区长阳路147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3年,号称“远东第一监狱”,当时关押着数百名反革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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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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