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 四个字,如今几乎被写进每一场书法论坛的主题板。口号喊得久了,容易生出一种错觉:仿佛守正人人可为,难的只是创新。事实恰恰相反。
在当下的书坛,真正守得住 “正” 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停在 “入正” 的路上,没有从复制传统书法的阶段走出来,守正也就无从谈起。
要从传统中走出来,已经非常不易。走出的前提是吃透,吃透的前提是长期沉潜,而沉潜到某一刻,还要敢于不听范本的话。
更难的,是走出来之后还能守住传统。走出的过程极易丢掉约束,人一旦尝到 “自我” 的甜头,便容易把放纵误认成个性,把失度误认成创造。
所以书坛上常见两类人:一类守形而不化,一类求变而无根。前者是复印机,后者是断线的风筝,各有各的困境。
张旭光先生的可贵,正在于他把这两件事同时做到了。他既没有停在复制,也没有在创新中失掉传统的来路。这样的人,当今书坛十分罕有。
他的路径并不玄妙:深耕传统书法,几十年专注王羲之书风,不旁骛,不摇摆,把一家之法当作终身功课来做。
专精一体,是守正的第一道功课。只有先把一家的法度吃成自己的肌肉记忆,传统才会从纸上的知识,变成手上的能力。
但专精并不等于封闭。张旭光先生学王,却不拘泥于王;他在王羲之的笔法系统里,参以汉碑和颜书的笔意。
碑的骨、颜的气、王的韵,三者在他笔下不是拼贴,而是在同一条中锋线里被重新统一起来的化合。
这种化合的结果,是雄强、浑厚的个人风格。雄强不在用力的猛,而在线条内部的抗力;浑厚不在墨的浓,而在结构内部的容量。
他的行书是最直接的证据。一眼看去源于《圣教序》,细看又不同于《圣教序》,这是 “取其神而脱其形” 的典型。
所以他的行书神采奕奕,个性鲜明,而气息仍是晋人一路的文气。放得开,却始终没有离开那个系统。
进入草书创作阶段,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坚守草法的准确性。他主动屏蔽了许多不规范、不严谨的草法。
草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草书从来不是 “快写的楷书”。它是一套有严格省简规则、有固定符号来源的书写系统。
哪些偏旁可以合并,哪些笔画必须交代,哪些连带属于笔势、哪些属于臆造,前人早有共识,不是个人兴致可以随意改动的。
当下草书失据,多半出于三种情形:任意连带、符号混用、以潦草充当性情。热闹是热闹了,来路却查不到了。
张旭光先生的草书因此保有正宗的传统血脉。他的字,一笔一笔都能追到出处,通篇却能浑然一体。
但守草法绝不等于守旧。法度之内,他照样求节奏、求开合、求墨色的枯润变化与行气的断续。
法度如堤,性情如水。无堤则水漫,无水则堤空。他做的,是让水始终在堤内奔流,而不是把堤拆了图痛快。
由此可以看清 “守正” 的三个层次:法度之正、气息之正、精神之正。三者是递进的,不是并列的。
法度守形,解决的是 “像不像”;气息守格,解决的是 “雅不雅”;精神守的,则是传统自身的生长能力。
复制传统的人,守住了第一层就停下;无视法度的人,连第一层也丢了。二者都到不了第三层。
张旭光先生守住的,正是第三层。传统在他手里不是被封存的标本,而是一部仍在继续书写的文本。
他反复提倡 “重读经典”,意义就在这里。经典不是用来抄的,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复述的,是用来再解读的。
他还提出 “到位” 与 “味道” 这一组标准。到位,是法度的功夫到家;味道,是个性的自然出场。
只有到位没有味道,是书匠;只有味道没有到位,是野狐。二者兼备,才是守正创新在操作层面的真实含义。
因此,张旭光先生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种可以照搬的风格样板,而在于提供一种可被检验的方法与态度。
传承的实质,不是把成品交出去,而是把方法交出去。交出成品,只能得到复制者;交出方法,才可能得到继承者。
这也是 “守得住” 与 “守不住” 的分水岭:守不住的人,守的是结果;守得住的人,守的是通往结果的那条路。
旭光先生先入正,入得深;再从正里走出来,走得稳。他把王羲之吃透了,才敢参汉碑;把草法守严了,才敢放性情。次序不乱,根脉不断,这就是守得住。
在一个普遍把 “新” 当作通行证、把 “像” 当作护身符的时代,这种次序感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稀缺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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