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四川雅安城西苍坪山下,一座年久失修的旧院子里,王少春带着家人和几名同伴悄悄住了下来。院墙斑驳,屋内潮湿,附近还分布着国民党军队的多部电台。谁也没有想到,这处不起眼的院落,后来竟成了延安与川康地区之间的重要联络点。
王少春并不是普通的幕僚。他早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联络,长期处于隐蔽状态。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前往雅安,与川军将领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当地架设秘密电台。
刘文辉当时控制着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和西康部分地区。抗日战争期间,他与蒋介石之间既有合作,也存在矛盾。周恩来曾多次同他接触,争取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作用。正因如此,王少春到达雅安后,刘文辉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来客,而是安排他住进一处偏僻院落。
对外的说法很简单。王少春一家是刘文辉的旧相识,为躲避重庆空袭,才来到雅安投奔。这个身份不显眼,却足以解释他们为何长期留在当地。
1942年7月30日,电台开始秘密安装。报务员把细铜丝天线从墙缝引向屋顶,机器则藏在堂屋右侧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两天后,也就是8月1日,电台终于同延安取得联系。
从此,王少春承担起双重任务。一方面,他把中共中央的方针和解放区的消息转交刘文辉;另一方面,又把川康地区的军政动态报告给延安。表面上,他深居简出,衣着朴素,像一名普通幕僚,实际上每天都在处理高度机密的情报。
有意思的是,苍坪山附近常有国民党军官和地方官员练拳、闲谈。王少春也经常在清晨到山坡上打拳,遇到那些人时几乎从不插话。别人把他当作自己人,谈话自然不会刻意回避。许多看似零散的内容,到了当天夜里,便通过电码传向延安。
为保持联络,王少春还会把收到的明码电文用毛笔抄写,整理后送给刘文辉。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刘文辉一度对这一战略安排难以理解,甚至怀疑解放军能否坚持下去。他对电台人员的支持随之减少,原先配给的勤务人员只剩下一人,电池供应也变得断断续续。
电台没有电源,机器就是一堆废铁。王少春只好设法修理旧电池,在底部凿孔加盐,勉强维持使用。他还当面提醒刘文辉:“要看长远,不能只算眼前得失。”这句话并非简单劝说,而是关系到秘密电台能否继续工作的现实问题。
真正的危险,来自军统方面。电台启用后,异常电讯信号很快引起注意。戴笠曾命人前往雅安侦查,特务甚至进入王少春居住的院子搜查,但由于机器已经转移,始终没有发现证据。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国民党方面又设法调来电台,企图通过技术侦测找出信号来源。刘文辉得知后十分恼怒,明确表示不允许外部特务擅自在第二十四军控制区内行动。后来,军方查获了那部用于侦查的电台,并将相关人员驱离雅安。
刘文辉的保护,使王少春等人躲过了最直接的搜捕。但这种保护并不意味着立场已经彻底改变。刘文辉毕竟出身旧式军政集团,在复杂局势中常常要权衡自身地位和现实利益。他支持电台,有争取政治主动的考虑,也有为自己保留退路的打算。
1948年5月,王少春从一名国民党军官的谈话中获悉,胡宗南方面有人把军官家眷转移到雅安安置。这一细节说明陕北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相关部队可能准备向西南转移。王少春立即组织发报,将情报送往中央。
那天电台信号迟迟无法接通,报务员石励急得满头大汗。王少春催促道:“这是紧急情报,不能耽搁。”经过反复尝试,电报终于发出。后来才知道,西柏坡当地当晚下了大雨,恶劣天气影响了收报。
这部电台在雅安坚持了八年。1950年西康解放后,王少春才离开当地,回到北京,担任政务院情报署副署长。长期地下工作给他的身体留下严重损耗,数年后,他因积劳成疾去世。那座苍坪山下的旧院子,也完成了它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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