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燕萍

永昌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地势呈现出东西展开、南北山岭夹峙的特点,山地和平原相间排列。河西地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这里诞生,同时这里也是红西路军创建苏维埃政权最多、对西路军帮助最大的地区。自1936年11月18日进占永昌县城,至12月28日凌晨陆续撤离,共40多个日日夜夜,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击毙伤敌军6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而红西路军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2000余名红西路军指战员长眠于永昌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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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永昌县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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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永昌钟鼓楼及东大街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开始执行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提出的《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局变化,渡河部队改编为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此后5个多月时间里,红西路军与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期间红西路军始终按照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因此,红西路军从奉命渡河到最后,始终在积极开展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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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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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及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

古浪之战后,西进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在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下,在1936年11月18日占领永昌县城后,广泛在县城中心的钟鼓楼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张贴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布告”,并挨家挨户向城内百姓宣传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此时,根据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等地创建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甘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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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钟鼓楼,红西路军瞭望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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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在当地散发的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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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行进中与中央来往的电文内容,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应在现地区留住一段时间

11月21日,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进驻永昌县城,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南街东侧驴市街(今解放路)的天主教堂。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总部就在天主堂办公。当时在这里办公的红西路军总部领导有: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明,二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等。22日,军政委员会发布《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战胜敌人,加紧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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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天主教堂——红西路总指挥部旧址(2016年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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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告指战员书》(摘要)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开由永昌县城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出席会议并讲话,提议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临时政府,大会选举产生由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和社会各界代表共13人组成的政府委员会。选举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选举的各委员分工为: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和曹有德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王思福负责军事。同时,还建立了抗日青年大队,王思福兼任大队长,韩德录、赵玉天、宗政学先后任副队长,选举内容张贴于钟鼓楼南门的城墙上。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也是红西路军西征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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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创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暨基层政权示意图(1936年11月-12月)

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红西路军总部指定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黄火清部长负责永昌全县的建政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仅用了七、八天时间,就在永昌县城乡相继组建了13个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并民主选举出各级政权的主席、委员、区长、副区长等人,还组建了青年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成立后积极协助西路军抗击敌人,养护伤员,为部队筹粮筹款、缝制冬衣等。

永昌县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

一、协助红军惩治反动劣绅及官吏,维护地方治安

在人民群众的检举下,苏维埃政府协助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一批与人民为敌、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民关系、敌视红军行为的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红军撤离时,对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从宽处理,极个别反动到底、死不悔改的处以极刑。为维护地方治安,苏维埃政府,抽调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带领政治可靠人员值勤,协助红军担任警戒任务,盘查进出城内人员,发放通行证件,杜绝敌特分子混入城内。对市民群众进行防空教育,敌机空袭时,组织群众疏散、转移、隐蔽。在夜间配合红军巡逻。在农村、城镇,还配合红军维护分粮分物的秩序。

二、为红军筹募给养

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响应军政委员会的号召,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筹募委员会”,动员社会各界向红军捐助粮秣、布匹、被服、毛皮以及钱币。经过动员,生产畜产品的水磨关、新城子、红山窑一带的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一批皮毛、烧煤、柴火;县城内的工商户向红军捐助了一批布匹、棉花、钱币、纸张。城乡群众还捐献了一大批铜铁和碾制火药的硫、硝、碳等材料,帮助红军制造弹药。当红军总部向各军发出扩大骑兵的命令后,各地群众向红军捐送了一批马匹、鞍具。

三、组织人力、畜力转运物资

红军征集到的粮食、皮毛等物资大多分散在较偏僻的乡村、山区,离县城或各部队驻地近则十多里,远则几十里。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组织了大批毛驴和畜力车辆,不畏敌军偷袭截击,把征集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城内和红军驻地。

四、组织各行工匠为红军制作服装和武器

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军的困难和要求,动员、雇请数百名工匠、协助红军制作衣服、炸弹等物。木匠出身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熟悉地方情况的副主席狄万川和委员们四处奔走,动员了四五十名铁匠、木匠,配合红军兵工厂熔铁铸造手榴弹弹壳,锻打长矛、大刀和马掌,修理损坏的枪械,碾制火药,为守城部队制作武器。水磨关、赵定庄、南湾等地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了20多名铁匠,为红军打制长矛、大刀,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时值隆冬时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100名皮匠、毡匠,利用筹集到的羊毛、羊皮,缝制了一大批皮衣、皮背心、皮帽、手套、毡靴、毡帽等,分发给红军御寒。

五、协助红军救助伤病员

红军在一条山、古浪和武威四十里堡诸战中,有大批指战员负伤,随部转移,沿途青壮年群众受红军雇请,承担当向导、抬担架任务,转运伤员。红军在永昌鏖战中,也有一批指战员受伤。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特别是青年队员,组织担架救护队,协助部队卫生队员进行战场救护,抢救和运转伤员。到12月初,永昌战斗愈加紧张激烈伤员猛增至2000余人,总部医院已无法容纳。当时天气严寒,伤员伤势愈加恶化,大部分伤员不得不安置到城内市民和农村群众家中养护。苏维埃政府积极配合红军,动员当地群众为伤员烧水做饭,熬汤煎药,擦洗伤口,包扎治疗。有些群众还把被褥送给伤员铺盖。在群众大力养护下,一部分伤员得以康复,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特别是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一部分危重伤员被安置在群众家中继续养护。当地群众不怕敌人打骂、威胁,继续为红军伤员提供衣食住行,掩护营救,伤愈后又帮助他们东返。

六、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红西路军进入永昌后,终日战火连绵,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经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宣传动员,还有不少青年参加红军,有的经过短期训练,就投入战斗。据不完全统计,西路军西进时,永昌有140名新兵随军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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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留在永昌大沽政治部的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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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在永昌战斗期间保留的大沽政治部旧址,位于永昌县新城子镇西湾村宦家庄,2016年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西路军在永昌建立革命根据地,引起了马步芳、马步青的怒火,加之蒋介石也接连督战,命令“二马”骑兵师、甘青民团12万人马围追堵截。面对强敌,红西路军各部沉着应战,相互配合,但终因寡不敌众,付出了惨重代价。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也接到了军委主席团电示,撤离永昌,继续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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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在永昌出土的西路军撤离永昌时掩埋的枪械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临时政府是红西路军在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顽强斗争的特殊情况下建立的,它与红西路军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西路军的撤离,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各个群众组织也就失去了坚强支撑和依靠,最终被迫停止了活动。红军撤离后,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遭到了逮捕、迫害和杀害,青年队员、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被恶霸地主抓获,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不久被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教,在敌人闯进城的当天就被砍杀,李三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失散红军一起,遭受各种酷刑,然后送到马家军当了兵。狄万川、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髁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狄万川终身残疾。

尽管红西路军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是短暂的,但它所显示的实际作用、革命功绩和历史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开展的活动,加深了党和红军在河西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唤起了深受苦难的贫民百姓,使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从而增添了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甘肃河西人民迎接解放创造了良好的群众条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排版编辑|孙艳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