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四川成都新津机场,阎锡山登上一架准备飞往台湾的飞机时,真正让同行者紧张的,不是前线消息,而是机舱里的几口木箱。
飞机已经超重。
箱子里装的究竟有多少黄金,后来留下了不同说法。杭立武回忆是两箱,陈立夫则称有数十箱金条。数字虽有出入,但有一点大体相同:阎锡山把黄金看得极重,宁愿减少随行人员,也不肯轻易卸下。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撤离。飞机起飞后,经过四川、湖北交界处,遇到寒流,机翼结冰,飞机突然下坠。陈立夫后来回忆,自己一度以为飞机将坠毁,甚至取出手枪准备自尽。飞机最终返回成都,才发现险情与超重有关。
飞行员提出警告,第二次起飞必须减轻重量。陈立夫与朱家骅只得劝阎锡山少带一些东西。有人直截了当地说:“非常时期,人命比金条重要。”
阎锡山沉默很久,随后解释,这些财物不仅是自己的积蓄,还要供养跟随多年的部属、家属以及流落台湾的山西人。话说得有道理,却没有完全打消旁人的疑虑。因为早在1949年春天,他已经通过亲属,将一批金银秘密转运到台湾,后来又设法转往日本。
这件事被一些山西籍人员得知后,矛盾很快浮出水面。有人找到阎锡山,要求分得一部分财物。阎锡山拒绝了,声称这些钱属于山西,将来还要带回去。对方并不买账,转而散发传单,指责他在山西时期横征暴敛,并以公开揭露相威胁。
事情闹大以后,阎锡山不得不拿出一批金条平息风波。正因如此,陈立夫等人听见他在机场说“这是给大家生活用的”,心里难免觉得这话并不完整。
最后的安排是,金银和少数重要人员随阎锡山登机,卫士、医官、厨师等人被留下,另行设法前往台湾。那架飞机能够平安抵达,对机上所有人来说,已经是侥幸。
抵达台湾后,阎锡山并没有保住原来的政治位置。1950年元旦后,蒋介石推动行政院改组,阎锡山的人马被逐步替换,连他兼任的国防部长也由徐永昌接任。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复行视事”典礼,阎锡山主动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五天后,陈诚接任。
政治退潮来得很快。
卸任之初,阎锡山每月领取五万元经费,住在台北农安街一处简陋院落。身边仍有四十多名山西籍侍从、秘书、司机和伙夫,表面上人还不少,实际生活压力却已经显现。面对低矮院墙和破旧房屋,他只说了一句:“东山的土地爷,到了西山就不灵了。”
不久,他带着一批旧部搬到阳明山菁山一带。那里有几栋日式平房,缺电话,缺电灯,也没有稳定的自来水。暴风雨刮坏屋顶时,侍从只能举着毯子替他挡雨。有人劝他回台北,他却决定留在那里,并修建带有山西窑洞特点的居所,取名“种能洞”。
蒋介石曾到菁山看望他,还为他安装了一部军线电话。除此之外,前来拜访的政要并不多。昔日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山西王”,此时只能在山坡上召集旧部开会,讲述自己的见解,再由秘书原馥庭记录整理。
他每天还开荒、种树、养鸡鸭猪牛。对部属说:“心安茅房稳,性定菜根香。”这句话听着朴素,可几十个人的吃饭、薪水、家眷开支,全压在他肩上,每月经费很快捉襟见肘。
为了维持旧部生活,他拿出积蓄办台兴印刷厂和兴中百货行。遗憾的是,这些人长期从事军政事务,缺少经营经验,两项生意相继亏损。黄金传闻越传越广,现实却是,菁山的人手越来越少。
贴身侍卫张日明后来回忆,上山时有四十多人,不到三年便只剩十人左右。连王延华也离开了,原馥庭一度准备下山。阎锡山得知后,把他叫到身边,低声说:“他们都可以走,你不要离开我。”
这句话让原馥庭留了下来。
关于阎锡山死后把黄金分给山西人的说法,张日明明确表示不可信。他说,若真有大量黄金,阎锡山不会连身边人的薪水都发不出。事实是,许多跟随他多年的人,正因为生活难以维持,才陆续离开。
晚年的阎锡山几乎不下山,也很少接触外界。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口述著作上,日复一日地讲话、思考、修改。有一次,侍从端来面条,他夹起几根豆芽,却以为自己夹的是面。这样的细节,在旁人看来比传闻中的黄金更能说明他的生活状态。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任职纪念活动,阎锡山原本准备下山赴会,却因重感冒和气喘卧床不起。次日病情加重,救护车赶到时,他已经无法自行行走。5月23日,按周岁计算76岁的阎锡山在送医途中去世,虚岁为78岁。
他生前留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收挽幛,出殡宜早,墓碑刻下指定文字。下葬时,部属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巨额黄金,随他入土的只有一支普通钢笔和一把平日用来修剪胡须的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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