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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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丘濬的《封主事王公墓志铭》并不是重要碑刻遗存,墓主怀柔人王礼也仅是一位普通士人。但这方数百字铭文中却存有一点元末明初怀柔的人文信息。而且,撰文者是明代著名文臣丘濬。

碑文中出现的“孝德里”,是个地域性文化点。通过这个历史区划名称,似能了解明初怀柔县乡级行政区划最早形态。

洪武十三年,在正式设立怀柔县同时,县域划设了十四个“里”,有的里社沿袭了密云、昌平原来的名称。作为乡村治理、户籍人口、土地管辖的“里”,其性质与今天的乡镇片区类似。

约在明弘治十年左右,由于京北边防建设加速,军戍屯田人口增加,怀柔民社人口减少等因,顺天府缩小改建了怀柔城,同时对里甲村庄调整合并,全县裁撤了六个里,由原来十四个里并为八个。从此明清所有方志、各类笔记在涉及怀柔历史时,只以“原怀柔编户十四里,后裁为八里”一语概括,再无其他详细叙述。以致存续了一百多年的六个里社范围、名称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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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丘濬《王礼墓志铭》中“归葬于怀柔孝德里先茔之兆次”的记载,便让一个曾西与怀柔房家里、南与木林里相邻的“孝德里”变得清晰起来。

由墓志可知,今顺义木林镇孝德村及近旁村庄原来曾是明初怀柔所属的一个里社区片,在其存续百余年后被撤销,属村并入了“木林里”和“房家里”。

王礼墓志资料不但佐证了以孝德村(亦有孝悌、孝弟村名)为中心的“孝德里”是明初怀柔十四里之一,还可证明,时至天顺年这个“里”仍然存在。由此便可推算,怀柔裁并里社时间是在天顺朝之后二十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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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另一个文化点是古代京北怀、顺、密地区民居聚落构成信息。铭文记载,王礼先祖是宋代名臣王沂公后裔,世居山东益都,元代后期三迁其家,最终落籍怀柔。

铭文称王礼是王沂公后裔,固然有谬托名人之嫌,但言其来自元代益都路应该不虚,也符合历史背景。元代晚期,战乱加剧,华北人口迁徙频繁,加之各类工匠征调,山东益都路、北部上都路等地一些人口迁入大都周边聚落。所以,王氏家族的来历可以为怀柔古村落形成提供一点来源线索。

墓志主人王礼一生平淡,仕途地位不高,历任安陆县典吏、凤阳县照磨、松江知事。这三个官职都是地方小吏。他年老致仕回乡之后,才以子贵获封为承德郎、刑部主事。

王礼官职虽不高,却品行端正、勤政爱民。他任职湖湘时,曾奉命督领十三郡丁夫参建山岳工程,期间遭遇疫病肆虐。其他郡县参建人员有“十亡五六”者,而王礼则想方设法全力防疫、救治,保全了所领民夫的性命。

他任职各地期间,一直秉公处事、清正廉洁,经他劝解裁决的争端,各方都心悦诚服。在他离任多年后仍被这三地父老怀念。而且他在怀柔家乡也是有名的孝友君子,敦厚善良重情义,对待宗亲都是满怀赤诚。属于当时怀柔乡贤中杰出代表。

碑记中王礼虽是个品行端正的好人,但毕竟仅是个由地方小县怀柔走出来的普通小官,为何能让当朝内阁大学士、有着“一代文宗”之誉的理学名臣丘濬执笔为其撰写墓志铭呢?

其实前面已提到过王礼因“子贵获封主事”。王礼的儿子王诏官至南昌知府,是怀柔籍在外官阶较高的一个人。王诏天资高且勤奋,景泰五年考中三甲进士。也是这年,大名鼎鼎的丘濬获二甲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开启了仕途的辉煌履程。据此推测,王诏与丘濬的“同年之谊”,应是丘濬为王礼撰写墓志铭的主要原因。

从古代官场仕途一般规律来看,“同年”属于宝贵的人脉资源。大多数同榜登科者都会互为好友或知己、互重情谊、彼此帮助。丘濬在仕途上一直顺利,历经四朝,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朝政,属于理学名臣,文坛大家。王诏虽难与比肩,但以同年之谊请其为父提笔撰铭应该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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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多的资料可知,王诏登科后曾多地任职,最终止于南昌知府,仕途稍有跌宕,且有争议。其行迹在江西地方志和怀柔县志中略有记载,官场名气不大。但曾为他治愈疾病的郎中却被载入了史册。

另外,成化十一年,按明代官员六年一考制度,外放官员需进京述职接受考核。可王诏曾因病一直滞留京师,几年都没能赴任。因而被吏部议定罢官。王诏不服,皇帝允许他自陈病情。他说明理由后,皇帝特别旨令有司调查核实,官复原职。

但这事很快就引发了朝堂争议。因为这次考核有近千名官员被降职或斥退。官员一旦因考核不过被黜免,极少再被起用。而一朝众官认为王诏被皇帝破例复用必有隐情,怀疑王诏通过宦官进行了夤缘周旋。于是六科给事中纷纷上疏弹劾王诏,说他在“久病旷职”“理政有失”情况下再次复职,大违朝廷规矩。最终,在众议压力下王诏再次被罢回乡。

这次因王诏而引发的朝堂风波在《明宪宗实录》《国榷》《皇明史概》《罪惟录》等文献史书中均有记载。

以上是对这篇由一代名臣大家丘濬执笔的墓志及背景简介。此墓志的诞生虽源于古人之间人情世故,墓主也不是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但对地方文史而言还是稍有一点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