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元包车费,150余万元索赔!两笔钱中间,隔着一场夺走两条人命的秦岭穿越。

四人进山,两人遇难,遇难者陈某的家属把组队的、同行的、后来上山找人的,都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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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8日,一审判了:组织者赔12万多元,同行者赔6万多元,被诉救援人员和救援中心一分钱不用赔。

同一场事故,为什么有人赔了十几万,有人一分不用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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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2025年4月的一个微信群说起,廖某先后几次发消息约人爬山,建了群,联系车辆,收包车押金,还定下了路线,陈某交了120元包车费,确定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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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20日晚上,廖某、陈某、刘某和崔某四人从西安鄠邑区营盘沟出发,车约好了,同行的人也到齐了,接下来要走的那段路,恰恰是整件事里最要紧的一步。

这条线路叫“光鹿跑兵冰”,五个字听着像群里随手起的活动名,拆开是光头山、鹿角梁、跑马梁、兵马营和冰晶顶。

地名可以缩成五个字,长长一段山路还得一步一步走,更要紧的是,陕西省林业局早在2020年就已明确禁止穿越这条线路,途中涉及严禁进入的高海拔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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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活动里,有个细节后来被法院看得很重,四人出发时,营盘沟一带已经有管理站点、执法铁门和警示标语。

一审查明,陈某明知线路禁行,仍跟着同行者在深夜绕开防护设施,避开检查进了山,把这段经过放回微信群里看,谁联系车、每人交多少钱,都能很快商量定。

可就算群里把时间和车费算得明明白白,入口那道铁门也有自己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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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头特意提这120元?因为后面有人可能会纳闷,一起爬个山、分摊一下车费,怎么还有了个“组织者”?

法院看的事情比收钱多,谁把人叫到一块儿,谁联系车,谁挑定大家要走的线路,这些事加在一起,才能看清这趟穿越是怎么成行的。

120元只说明陈某怎样加入,决定整队往哪儿走的,是前面那一连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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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在群聊里容易被一笔带过的区别,大家自己凑车去一条开放步道,和有人挑好一条明令禁行的线路,再招呼全队进去,表面上都能叫“约着爬山”。

落到这件事上,恰恰是后半段改变了活动的性质,车费再普通,线路也得单独看,要是光盯着那笔钱,反而容易错过组织者作出的那个关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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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秦岭山里突遇极端天气,到了兵马营附近,原先一起走的四个人分散了,家属那边,事发当天清晨还曾和其中一名驴友联系上,到下午4点左右,联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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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人失联后,家属当晚多方求助,第二天清晨报警,原先要等的是一趟户外活动结束,后来等的每一个消息,都关系到人能不能找到。

4月22日上午,搜救人员接到警方消息,数十人分批上山,救援人员在跑马梁找到一人,又在附近找到另一人,陈某和崔某被找到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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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搜救的人后来回忆,就连搜索时天气相对好一些,队里仍有人滑倒,还有人出现轻度失温。

光看地图上的几个地名,容易把它想成从这座山走到下一座山,真到现场,连进山找人的队伍也要面对坡路、风和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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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遇难,两家人都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现实,后来走进这场官司的是陈某的妻子等五名家属。

他们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总额150余万元,这份诉状把不少人拉到了同一个法庭里。

廖某和刘某是出发时就在队伍里的人,吴某和晨曦救援中心是接到求助后参与找人的一方,还有负责营盘沟一带管控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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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这么长,一眼看过去容易有个疑问,人找到了,为什么还要把事前、事后拆得这么细?因为家属问的是每一方的行为有没有影响最后的结果。

组队时是怎么决定线路的,走散后是谁去找人,报警前又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隔着时间,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法庭要一件挨一件看,先把各人做过的事放回原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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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时写了哪些费用,宣判时就要逐项看哪些主张能得到支持,把150余万元和最后的赔偿额摆在一起,很容易只问少了多少。

可这两笔数字各有来处,前一笔是家属提出的请求,后一笔是法院按本案责任认定判付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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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廖某,一审判他承担10%的赔偿责任,金额122,721.30元,廖某也确实在有人失联后上山寻找,还联系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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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说出来,有人可能立刻会问,他后面也着急找人,怎么还要赔?这就得回到出发之前。

他发召集消息、定路线、找车,又在明知违规的情况下带队进入,后来上山寻找,是遇险后的行为,法院认定的组织过错,已经发生在他们进山时。

再看刘某,联系包车、选路线的是廖某,刘某仍被判赔61,360.65元,承担5%,法院认定刘某明知这趟活动违规,依然积极参与,客观上促成了这次危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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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发起和主导,一个是明知违规仍积极参与,两个人都在最初那支队伍里,在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别,法院据此判了不同的比例。

陈某本人对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这一项是许多人看到判决时最想弄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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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回看的还是他进山前掌握的情况,陈某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知道前头是禁止穿越的核心保护区,仍在深夜避开检查进入。

法院把这一行为认定为明知危险仍自行选择冒险,并认定他对自身死亡结果有重大过错。

把三个角色放在一起,数字就好懂了,有人主导活动,有人明知违规仍参与,当事人自己也作出了进山的决定,法院逐项看这些行为,再落到赔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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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提出150余万元的请求,最终判廖某和刘某合计赔偿184,081.95元,判决里真正需要细看的,是10%和5%各从哪儿来,为什么明知禁行仍进山的人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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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争议最尖锐的,是吴某有没有劝阻报警,家属认为,吴某当时的意见耽误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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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联了,亲属回头去看每一次联系、每一条消息,想弄清哪一步能让人早点上山,这个反应很容易理解。

把疑问拿到法庭上,就得继续往下问两件事,这话有没有实际阻止家属报警?它又和陈某最终遇难有什么联系?

吴某确实提出过暂缓报警的建议,法院同时查明,接到求助后,他在发布信息、找车辆,也在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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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项建议在救援过程中属于参考意见,最终是否报警,仍由现场人员及家属决定,法院认定吴某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建议与陈某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这几步里,最容易读岔的是从一句话直接跳到最后的结果,建议确实有人提过,家属也确实担心时间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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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需要查的是这句话在当时产生了什么作用,是否实际妨碍了求助,有没有证据表明它导致了死亡结果。

把中间这几步走完,才到了吴某在这场诉讼中是否应该赔钱的问题,法院给出的一审答案,是吴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被起诉的还有西安市晨曦减灾应急救援中心,它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登记的公益组织,这次应公安机关及家属请求参与施救,没有收费,法院认定救援中心也没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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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谈到,把损害后果归给善意施救者,会给公益救援带来负面影响,一个人赶去现场帮忙,法庭会看他在现场做过什么、是否有过错。

有人赶去找人,以及最后没有救回人,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还要经过那道判断,才谈得上赔偿。

同一场搜救里,也要分清谁接到了什么求助,家属联系过不同的人,警方介入后,搜救力量陆续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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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面对的是他接到的求助和后来采取的行动,救援中心面对的是应请求参加搜救后的处置,法院分别看这两方做了什么,最后他们都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每一方在案子里做过的事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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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还起诉了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人毕竟是从营盘沟一带进去的,家属想追问,入口既然有人管,为什么还能进到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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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查的就是事发前那里有哪些措施,管理站点设了,执法铁门装了,隔离设施和警示标语也都在。

法院认定,陈某等人夜间绕开防护设施进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管理部门存在过错。

这部分判决其实离出发那晚最近,管理方把警示立在路口,队伍走到那里,有一个机会可以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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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人失联,搜救人员要面对的是另一道难题,人在山里的什么位置,几支队伍该往哪儿找,前一个决定发生在进山前,后一个难题出现在遇险后。

顺着这条时间线看,为什么法院会分别审查组织者、同行者、管理方和施救者,就清楚多了。

一审驳回了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当天,陈某家属、廖某和刘某都表示保留上诉权利,要考虑后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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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晨曦救援中心和执法局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旁听席上,有当初参与搜救的人,那年他们进的是山,到了这一回,坐在法庭里听的是,当初那场救援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道分寸,是这起案子留给普通人的,以后再碰到有人在群里召集进山,先弄清路线能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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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遇到险情,家属和同行的人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把位置、同行人数和最后联络的时间说清楚,比大家各自在群里猜在哪儿更有用。

一审宣判那天,当初上山找人的队员也坐在旁听席上,法院把事情一件件算清了:谁定的路线,谁明知禁行还往里走,谁接到求助后才上山,组织者和同行者被判赔偿,参与施救的吴某和救援中心无需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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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时间拨回出发那晚,车约好了,120元交了,四个人也到齐了,营盘沟的铁门前,禁止穿越的牌子还立着,那时候,改主意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