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生生不息的背后 是人民书写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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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生生不息的背后 是人民书写的“文明史”

当我们谈论大运河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隋炀帝王巡游的龙舟,是唐宋文人笔下的烟波,还是明清漕运码头的繁华?当镜头对准山东济宁,对准元代改道后奔流不息的京杭大运河,一个被传统历史叙事长久隐去的问题浮出水面:这条造就了六百年繁盛的“黄金水道”,真正托举起它历史重量的,究竟是青史留名的帝王将相,还是那些深埋在岁月肌理里的普通河工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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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主持人何婕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便以济宁大运河为切口,穿透历史表层,解码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底层动力。

济宁与运河的缘分有着清晰的历史分界。正如何婕梳理的脉络:隋唐大运河的走向并未途经济宁,直到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这条南北大动脉才真正为这座城市注入了跨越数百年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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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境内的南旺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的地理制高点,素有“运河水脊”之称。明代永乐年间,戴村坝与南旺分水枢纽建成后,这里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水文格局。元明清三代,济宁长期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治理管理中枢,前后延续六百余年。数百年间,漕船载着南北物产、风俗与思想往来穿梭,不仅造就了济宁“运河之都”的盛名,更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深度交融——从饮食习惯到市井风俗,从商贸模式到文化品格,运河基因深深嵌入城市肌理。也正是在回望这段璀璨运河文化时,我们常常聚焦于商埠烟火、名士风流,却忽略了繁华背后最坚实的支撑:一代代默默无闻的河工,以及由他们的劳动孕育的独特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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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为教授看来,河工群体以及运河开凿、维护的全过程,本身就是济宁运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这种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正与中国传统“实学”精神一脉相承。它本质上是一种扎根实践的“工程师文化”:河道疏浚、闸坝修建、水量调控,尤其是南旺“水脊”的水位维持与分水工程,每一项都容不得半分虚浮,必须精准关注每一处细节,蕴含着相当成熟的古代科技智慧;同时,千里运河的日常维护绝非一人一力可为,必须依靠无数劳动者齐心协力、分工协作才能完成。这种既讲求工程技术的务实严谨,又强调行动中团结协作的文化特质,在济宁积淀得格外深厚,成为运河文明中最具质感的精神遗产。它不是典籍里的空泛道理,而是一代代河工在挥锹夯土的实践中打磨出的生存智慧,是支撑运河数百年畅通运转的底层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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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运河背后的人民力量,范勇鹏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给出了更深层的理论解读。他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观点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与制度,一切文明成果归根结底都诞生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回溯中国文明数千年发展历程,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劳动生产,大运河的开凿与千年繁盛正是最生动的历史注脚。传统史学叙事往往更侧重帝王将相的功绩、文人才子的风流,却让真正的历史主角隐于幕后。而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就会发现,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最根本的动力。与此同时,文明发展从来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灌输,而是要在与人民的双向互动中汲取智慧——既要做人民的老师,也要向人民学习,将蕴藏在人民中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引领文明与国家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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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重谈大运河文化,从来都不只是对繁华旧梦的怀旧回望,更是一次对历史叙事的重新校准,对文明根脉的深度探寻。从隋唐到元明清,运河走向在变,沿岸城市面貌在变,但普通劳动者始终是历史的真正主角。那些河工身上的实学精神、协作意识,那些扎根大地的劳动智慧,不仅造就了济宁运河六百年繁盛,更融入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底色。读懂了运河里的人民力量,也就读懂了中国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本答案。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