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史学与王若虚
一
比起气魄宏大、著述繁富、体制更新的宋代史学来,金代史学的规模就显得狭小和冷清得多了。不仅它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寥寥可数,就是在正史、目录上也很少有关记载著录。然而,史著较少并不等于没有著述,狭小和冷清并不等于没有史学。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出金代史学也有一个由微而盛的变化。最初,由于女真贵族并未注意到史学在巩固封建统治上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熙宗(1136—1149在位)、海陵(1149—1161在位)之前金代史学家的著述,即使是官修,也不过就是《先朝实录》、《太宗实录》和《辽史》而已。但是世宗以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金史·文艺传序》云:
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灿然有可观者矣。
金世宗是一个比较注意吸收中原文化的女真君主,《金史》记载了他多次与臣下论史学的谈话,虽然内容无非是“纪录无或有隐”、“不必浮词诳诀”、司马光“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世宗纪中》)、唐太宗“晚年亦有过举”(《张汝霖传》)、“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孟浩传》)之类旧说,但它的无形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世宗、章宗时期,史学逐渐兴盛起来。仍以官方为例,仅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就以女真文字译了《贞观政要》、《史记》、《汉书》、《新唐书》,修了《太宗实录》、《睿宗实录》,还开始编了《起居注》、《行止录》。章宗时期(1190—1208),又修了《世宗实录》、《显宗实录》,并在学令中规定了所必学的若干史书。正如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所追忆的那样:“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有《通典》之学。”(《陆氏通鉴详节序》)但是,这一时期,无论在史学思想、编纂学,还是史料学上,都只是承袭前代特别是北宋,墨守陈规,没有一点新的气象。而金代史学真正有成就的时代,却在它的晚期即卫绍王(1209—1213在位)、宣宗(1213—1223在位)、哀宗(1224—1234在位)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仅二十五年,而且战局动荡,社会混乱,官方修史也不及过去完整,但却有了不少与过去史学不同的地方:私人修史的风气比过去盛了,史著的种类和体裁比过去丰富了,史论和史书的内容也与过去的千篇一律、程式刻板、毫无生气不同,有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其中,王若虚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惑》、《君事实辨》、《臣事实辨》、《议论辨惑》等三十三卷(均见《滹南遗老集》),则代表了金代史学的最高成就,它不仅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史料学上继承了刘知几和北宋疑古考辨的进步史学思潮,还在个别方面抛弃了他们的陋习,弥补了他们的缺陷,与南宋史学中的空疏、穿凿、附会等流弊分道扬镳,另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元好问《遗山文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记载当时人们曾将王若虚的史学与刘知几《史通》相比,今天看来固然过誉,而在当时,却恰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王若虚的确是金代史学的批判者和总结者,《辨惑》的确是金代一部杰出的、有真知灼见的史学批评考辨著作。
二
金代史学是承袭北宋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北宋史学的特点和它给金代史学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中唐以来,历史学有越来越向褒贬义理化发展的趋势,孔子作《春秋》“寓褒贬而乱臣贼子惧”,作为一种传统的史学思想,在中唐以后成了历史学中的最高原则,史学向义理化发展,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文公集·答崔立之书》),就是这一原则的唐代版。它对于死人表现出来如此的热情,并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对现实的干预,史学家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通过对古人史事的记载,并由这些记载对当代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君主的影响来实现,因此,每当历史学家写一部历史著作的时候,就总是要在字里行间掺进自己的一些说教,而中唐以后这种说教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常出现的,就是“正名分以寓褒贬”。而“正名分”原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褒贬,而对一个王朝的褒贬,就是所谓“正闰”——正统与僭逆的区分。《新唐书·萧颖士传》记载萧颖士“起汉元年讫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杀帝于南阙’,在梁书陈霸先受禄曰‘陈霸先反……’”就是一个虽很可笑但又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到了北宋,这一趋势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褒贬是非、用字义例忠奸良善到正统篡逆,吵得乌烟瘴气、十分热闹。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有它的背景,第一,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需要加强集权,因而大力宣传“尊王”之说;第二,北宋面对强大的辽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地位,因而要大力宣传“攘夷”思想;第三,北宋取得政权的不光彩方式需要掩盖并需要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因而要大力宣传“正统”之所在。孙复、胡瑗等人的新《春秋》学便是这一史学思潮的先导,而庆历前后的政治革新与理学的形成,又给这一潮流的高涨推波助澜,当时的士人习惯于议论横生、高谈义理。在史学上,也以《唐书》、《五代史》的重新修纂为标志,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也卷入义理之风,他们不太顾及历史记载的严谨性科学性,却斤斤计较一些今是昨非的行事得失和发表一些“阐幽发微”的史学评论,他们不太注意为后世多留下一些准确的历史史料,不愿意进行详尽的记述,片面追求“简省”的书法和用字措词的义理。
然而,从中唐到北宋,历史史料学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所代表的新《春秋》学固然由于他们的穿凿附会、乖离本书、信口开河、发挥义理给北宋《春秋》学及史学带来了空疏义理的风气,但他们直接从古经中去探求大义、怀疑传统的做法,也给北宋《春秋》学及史学带来了求真探源、勇于怀疑、认真考证的新鲜空气。北宋人如欧阳修曾疑《易传》、王安石曾疑《左传》、司马光曾疑《孟子》、苏轼曾疑《尚书》的《胤征》及《康王之诰》、苏辙曾疑《周礼》及《诗》的小序、乐史曾疑《周礼》的制度,甚至连理学大师程颐都说过“学者先要善疑”(《近思录》卷三)这样的话。怀疑引起思索,思索便引起考证,这种风气影响到史学,使北宋的史料考据学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这一点我们只要举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一卷,将金石学引入历史考据学中,大大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提高了史料考证的可靠性;司马光以丛目、长编及考异等方式,对修《资治通鉴》所采用的数百种史料进行了科学的排比考证,在史料学上创造了一个全新而科学的程式,满足了史料学中最核心的“采摭须博,考证须精”两大要求;官方修史,也采取了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会要、实录直至国史这样一个体系完整、史料齐备、层次分明的逐级的修缮方式,保证了史料的完整性;而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和赵邻几《会昌以来日历》的编纂,也完全是史料学上务求其全的做法。如此种种,都说明北宋在史料学上取得了超轶前代的成就。
可是,靖康之变之后,南(南宋)、北(金)两方都抛弃了北宋史料学考辨疑古的传统而继承了北宋褒贬义理派的史学风气。关于南宋,本文不想多加分析,只举出元代吴莱《石陵先生倪氏杂著序》中的一段话来就够了:
自东都文献之余,天下士大夫之学日趋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谈道德性命之理……夫以国家兵戈离析之久,王业偏安,人心不固,纲纪废坏,风俗荡隳而失防。意将自有酌古知今、知时识务之士……而于其间。或者犹虑其古方新病之不能救亟也(《永乐大典》卷14545引)。
正因为他们的史学是以古方医新病,所以,除了李焘、李心传等人尚注重史料,存北宋司马光等史学流派之一脉外,南宋大部分史学家都卷入义理褒贬中去了。虽浙东史学较注意军事、地理、制度等实际问题,但也不免空疏,流于议论。而朱熹《通鉴纲目》一出,则正闰之分、名分之辨、义利之说便甚嚣尘上。
在北方,史学的发展比南宋要缓慢,规模也狭小一些,但是,它仍然与南宋一样,陷入了褒贬、正闰、名分之争而不能自拔。金代史学虽从金世宗时代才开始繁荣起来,但也是从金世宗时便开始堕落的。金世宗完颜雍是乘海陵王完颜亮南征时由渤海一军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按照封建伦理,他这一举动,完全是“僭逆篡弑”,然而,张口“史官载事贵实,不必浮词诳诀”(《金史》卷七《世宗纪中》),闭口“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金史》卷八十九《孟浩传》)的世宗,却玩弄史学为自己掩饰遮拦,《金史》卷一〇六《贾益谦传》中贾益谦的话就揭露了这一点,他说大定三十年来:
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
不仅如此,金世宗还亲自出面,《金史》卷八十九《孟浩传》曾记金世宗“谓宰臣曰:‘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养,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述,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者求访书之’”。如果说“众人共知者求访书之”还只是暗示,那么《遗山文集·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中记的一件事,则是赤裸裸的干预了:
世宗问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溅于面,霑及衣袖,(张)景仁何为隐而不书。或曰:景仁事海陵,颇被任使,故为讳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谓景仁乃有是心。
如果不是耶律履仗义直言,大概张景仁就要陪海陵去做刀下之鬼了。无怪乎元代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中要感慨“海陵被杀,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代史官在《贾益谦传赞》中要感慨:“中冓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
贬斥和丑化某一个君主,只是为了抬高和美化另一个君主,以论证他“篡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贬斥和丑化某一个王朝,则是为了抬高和美化另一个王朝,以论证这个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正统闰余之辨,便是“正名分”用于王朝体系时的特定产物。北宋喧嚣一时的正闰之辨,并没有由于靖康之变而结束,而是分成两支,分别传到了南宋和金。在金代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长达二十二年的“本朝德运”之争(1193—1214),就是北宋这一史学潮流在金代的延续。
明昌四年(1193),金章宗颁旨讨论“本朝德运”,也就是金王朝是承唐统、辽统还是宋统的问题。尚书省认为事关重大,便要求让“都省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同共议”。但“累年讲究,助当未定”,于是承安四年(1199)又增设“朝官十余员,置所讲究定夺”,但仍然不得要领;承安五年(1200),金章宗再次颁旨催促,尚书省又选了四十余名汉人进士知典故官员来讨论,但争论纷纷,不能归一。在这种紧锣密鼓、热闹非常地又讨论了一年以后,泰和元年(1201),尚书省才把“众人前后议论编类为六册”,把四种不同意见一齐上呈金章宗。但过了一年,金章宗还裁决不下,直到尚书省拿出了自己的意见,才决定承宋统,为土德。于是“告于宗庙,改用辰日为腊,又颁诏书布谕天下。”(《金文最》卷五十六引《大金德运图说·集议德运省劄》)
但是,到了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这一争论再次挑起,这次除了赵秉文、完颜乌楚、王仲元仍主张金应继宋为土德外,黄裳、吕子羽、舒穆噜世勖、张行信等都主张继唐为金德。关于他们的争论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必深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主金继唐,还是主金继宋的人,他们的理论根据竟都是欧阳修的《正统论》,可见北宋史学影响之深。黄裳《德运议》在引《正统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统天下之不一也”一段之后阐发道:
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兴,正统之论兴,然后德运之义定。(《金文最》卷五十八引)
这话很有意思。北宋国势不如汉、唐,又面对占领着一大块土地的契丹,再加上自己欺负柴氏“寡妇孤儿”取得天下,“名”不正“言”不顺,正由于这种“不一与不正”,所以大兴“正闰”之论;而金代由于北方蒙古的崛起与南方赵宋的存在,即《大金国志》卷十七所谓“遗宋所传之主,于是有志报复,今鞑靼(蒙古)不受调役,复人亦复侵边”,再加上世宗、宣宗也是“篡弑”起家的,所以心甘情愿地接过北宋人为自己“正统”地位辩护的武器,花样翻新,旧酒新瓶,大兴“德运”之议。
所谓“正闰”之说,是从儒家正名说和五行家的五行循环相生说中产生的,在汉代就很盛行,到中唐、北宋、南宋及金,“正闰”之说盛极一时,几乎成了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然而,正如梁启超《新史学》所说,“正统”之说乃是“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一姓私产之谋耳。”(《饮冰室合集》卷九)封建社会里,统治阶层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胜者王侯败则寇”,今天你在台上,便是“正统”,明天我在台上,你便成了“篡逆”,根本谈不上什么“正”与“闰”。这样的史学,完全成了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粉饰自己,愚昧人民的工具,即梁启超所说:“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的手段。金世宗暴海陵之恶是一例,章、宣宗时代议“德运”是一例,宣宗兴定五年(1221)修《卫绍王实录》又是一例,《金史》卷一〇六记载:
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
宣宗甚至因为章宗不立自己而立卫绍王为帝,便把《章宗实录》未成稿一古脑全丢在燕京,以致化为灰烬。
这种褒贬义理史学潮流在金代末年仍方兴未艾,气势很盛,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宣布不用薛居正《旧五代史》,只用褒贬议论见长的欧阳修《新五代史》,便是金代史学全盘接受北宋义理派史学思想的标志。宣宗南渡后,社会更加混乱,风气更加颓坏,而发议论,含针砭的空头义理史学更为兴盛。《遗山文集·曹南商氏千秋录序》所云“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阔略无所统纪,下者或屑屑于米盐簿书之间”,便是这一时期学术的真实写照。以几个当时最负盛名的史家为例,如雷希颜,《归潜志》卷八记载他的话说:“文章止是褒与贬”;又如杨云翼,《金史》卷一〇〇记载他为哀宗讲《尚书》,主张“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又如赵秉文,其《滏水文集》有历代史论数篇,《魏晋正名论》中批评那些违背了“大纲”的史学家说:“迁、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荡而无法也。”什么是“荡而无法”呢?他说:
《春秋》书齐豹盗三叛人名,恶之也。陈寿(《三国志》)既以陈群之徒,晋史遂以贾充弑君之贼列于晋传之首,何以史为哉?若以《春秋》之法绝之,陈群、贾充之徒,当附于汉、魏贼臣传,其书曰:“汉群臣以帝禅于魏”……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当书曰:“司马师废正始皇帝”、“昭弑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后宋夺之晋,梁夺之齐,皆托禅让为名。虽曰天道好还,亦其风俗有自来。然则名节之士由此观之,可不重欤,可不重欤!
这就是赵秉文的史法。这种史法,不过是习凿齿在八百年前早已弹过的陈旧的曲调罢了。
在这股史学潮流笼罩下,金代史学眼看就要带着黯淡的色彩结束自己的历史了。有的史学家也曾反抗过,探索过,象王仲元就在他的《德运议》中说到过:“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至德以受天命,岂偏名于一德哉?而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数之事,不知出于何人”(《金文最》卷五十八);杨奂也在金末作《正统》六十卷,他在《自序》中说:“正统之说所以祸天下后世者,凡以不出于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汤武之应天顺人,后世莫可企及,犹曰:予有惭德,武未尽善。后世僻王乃复覦前哲,概以‘正统’之传,非私言乎?”(《遗山文集·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访使杨公神道碑》引)这些批评虽未尽善,但很尖锐。然而,他们都没能把他们这种见解贯彻到底,王仲元在那股潮流中退却了一步,采取了“弃权”的不抵抗政策,说:“必欲顺五行相生之德,则依前章宗皇帝宸断。”违心地承认了“正统”之说的合理性;杨奂则以另一种“正名分”的方式来取代“正闰”之议,提出“今立八议,曰得、曰传、曰襄(攘)、曰复、曰与、曰陷、曰绝、曰归。始皇十年贬‘绝陷’者何?惩在相之失也;(唐)太宗传之而曰‘得’者何?志夺宗之恶也;……”这无非是以巴豆换了大黄,并没有改变“正统”论在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正当金代史学和这一王朝即将崩溃的时候,王若虚却继承了北宋另一史学传统的成就,出现在金末的史坛上。
三
金代末年,社会动荡,内外交困,《金史》卷四六《食货志》记载“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同时,士人中的思想状况也十分复杂混乱,有人倡导“儒道合论”,有人倡导“三教合一论”,有人则极力抬高孔子,贬低二教,有人则极力批驳反对二教的儒家正统观念,在史学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有人把史学当作“正心治世”的实用主义万灵神药,穿凿附会,阐发义理,象杨云翼、赵秉文作《龟鉴万年录》、《君臣政要》便是一例,也有人把史学当作科举的敲门砖,把它变为一种恒饤琐碎,教条帖括式的兔园策,如王大钧《两汉策要》,就是因为“皇朝专尚词赋取士,限以五经三史出题,惟东西汉二书最为浩汗,学者披阅,如涉渊海,卒莫能际其畔岸”才编纂的,他认为“大抵菁华无出策论书疏而已,可取为题者十盖八九,真科举之急用也”,在这一时期,能够真正称得上较科学、较进步的史学的,只有王若虚的《辨惑》三十卷。正如清代金史专家施国祁《礼耕堂丛说·绣谷写本滹南集说》所说:
金季士大夫多喜逃养虚名,高自位置,假借于道学,汩没于禅机,赵闲闲、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潜心砥力,本经史通鉴之学为指归,生平不衍太极图,不作葛藤语者,惟王滹南为然。
的确,王若虚对北宋理学是很不满的。他在《道学发源序》一文中批评理学是“例为荒忽之空谈,而不及世用,仿佛疑而失真,支离汗漫而无所统,其弊可胜言哉?”(《滹南遗老集》卷四四)而“弊”是什么呢?他在《论语辨惑》中指出,这种弊病就是“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养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卷三),他叹息这种“高论既兴,末流日甚,……律其所行,颠倒错谬者十八九”。
同样,他对于义理派史学移植理学家说经之法,用历史记述来偷贩一己私货,或借史发挥,不顾历史事实本身的作法也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批评程颐、范祖禹要求司马光在《通鉴》中贬斥魏征不“死于建成之难”而反事唐太宗,违背“忠臣不事二主”封建伦理的罪过的迂腐见解(卷二十八《君事实辨》);批评左邱明、杜预、胡安国把旧史料中偶尔缺一人名的现象当作圣人垂训的“褒贬义例”来安加发挥的作法(卷一《五经辨惑》);批评后人把汉高祖先踞床洗足召见英布,后又以厚礼待之一事当成是汉高祖“始折其气而终收其心”的“鼓舞英雄之术”的无稽之谈(卷二十五《君事实辨》);驳斥史书记载汉高祖识吴王濞有反相,预见到五十年后的“七王之乱”一事为“列子所谓疑邻人之窃鈇者也”,并追问:“不然,英、彭、陈豨之徒何为无所见也?”(卷二十五《君事实辨》)……因此,他针对义理派史学家穿凿附会的虚谈高论指出:“一切异说不近人情者,虽然以圣贤,皆当慎取不可轻信也。”(卷二十《诸史辨惑》)他的后辈学生元好问在《内翰王公墓表》中这样概括王若虚道:
(王若虚)学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谓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
基于对北宋以来史学潮流中弊病的认识,王若虚提出了一个简明的史学思想:
予谓史书,实录也(卷十九)
根据“实录”这一史学思想,他在历史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上都表现出了与流俗不同的见解。
一、对于任何史料都不可轻信,必须进行考证,探其源,竟其委。
这一点,他在《辨惑》各部分中都有阐发。例如《五经辨惑》二中有这样一段:“孔子诛少正卯事,谁所传乎?其始见于荀卿之书,而《吕氏春秋》、刘向《说苑》、《家语》、《史记》皆取而载之,作《王制》者,亦依效其意,著为必诛之令,后世遂信以为圣人之大节而不复疑。以予观之,殆妄焉耳。”又如《史记辨惑》中有这样一段:“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许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家,殆是胸中无一物也。”这些批评固然过于苛刻,但对于史料的考辨,是科学的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史中由于长期传奇性的传说和各学派编造的寓言不断误入,当代史中由于政治的需要对历史事实经常性的歪曲,造成了史书中基本事实的真伪杂糅,因此必须进行考辨。我国古代史学家中,很早就有了虽粗糙,但已颇具规模的史料考证之学,北宋史学中更有一种怀疑和考辨的风气,王若虚正是继承了这一风气,在金末史坛上独树一帜的。只要看看他对《周礼》“迂阔烦琐”、“自不可信”的评价(卷二),看看他对《史记》“采经摭传,大抵踳驳”的断语(卷十),看看他对《礼记》“乃汉儒集礼,杂取异说”,“盖经旨迂诞”,“经文诡诞自不足信”的讥刺(卷二),看看他对老子训诲孔子、相叶封弟、周公吐哺握发、曾子以蒸梨出妻等世俗确信不疑的史事的攻驳考辨,便可以明白王若虚在继承北宋史学中怀疑考辨派的传统上迈出了多大步伐,也可以看到这位生活在理学之风盛极一时的金末的史学家,在史料考辨上具有多么可贵的怀疑精神和多么敏锐的考证眼光。《五经辨惑》二中,有一段答问:
或问《礼记》三宥制刑之说如何?曰:先王之法,亦求其实而已。
“亦求其实而已”一语,正是王若虚史料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唯以求实,史书才能成为实录。
二、史书编纂,必须以质实、明白为目的,即“惟适其宜而已”。
自晋代张辅以文字多少论《史》、《汉》优劣以来,刘知几、欧阳修、尹洙等史学家都把“简”作为史书编纂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史通·叙事》云:“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此说在北宋影响极大,《新唐书》标榜“文省于旧,事增于前”便是“文约而事丰”的意思。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记穆修、张景比赛记“奔马践死一犬”事,《湘山野录》记钱勰修驿馆,命诸人各作一记,欧阳修用五百字,尹洙用三百八十字,使欧阳修大为佩服事,都说明了“简”在北宋史家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义理派史学把“简”这一编纂原则绝对化,甚至认为“垂范后世,鉴戒当时,不必多辞”,只要表达出褒贬就行,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只要“褒贬”而不管这“一字”是否记载全备,叙述是否清楚。因此,他们片面效法《春秋》,把史事任意简化以致制弃,尹洙《五代春秋》仅二卷便是一例。这种只顾义理,不顾史实全备和叙述清楚的做法,给金代史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赵秉文把《贞观政要》压缩为一卷,“撮其枢要”,名曰《贞观政要申鉴》便是一例(《滏水文集·贞观政要申鉴序》),杨云翼把《尚书》压缩为“任贤”、“去邪”等六条又是一例(《金史》卷一〇〇),他二人所编的“自古治术”之集萃《君臣政要》又是一例(同上),赵秉文曾说:“后世作史冗长无法,徒为纷纷,而太史公书言简而事赅,独为良法也。”(《滏水文集·任子山圹铭》)因此,金代修史在这一“良法”的指导下格外简略疏漏,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云:“金诸臣三品以上方许立传,然无多事业,所书不过历官岁月而已,四品以下当载者多,而史却不载。”王若虚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弊端,他在《文辨》中指出:
晋张辅评迁、固史曰:迁叙三千年事止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省不同,优劣可知。此儿童之见也。迁之所叙,虽号三千年,其所列者几人,所载者几事?寂寥残缺,首尾不见,往往不能成传,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汉乃始稍详,此正获疏略之讥者,而反以为优乎?且论文者求其当否而已,繁省岂所计哉?(卷三十四)
在《新唐书辨惑》中,他集中地以《新唐书》为例,论证了记事繁简的辩证思想。他说:“作史与作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一切以真实、清晰地记述历史事实为目的,一切为使史书成为真正完备的实录而服务,这就是王若虚在“实录”史学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编纂学。《归潜志》卷八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正大中(1224—1231),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所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自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史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
雷希颜就是我们前面曾提到的那位说“文章止是褒与贬”的史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若虚反复强调历史记述的自然、真实,多次批判那些改易旧文、自出胸臆、歪曲历史的见解,并不是向壁虚造,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的。
总而言之,在史学思想上,王若虚是北宋以来封建义理派史学的批判者,他不主正闰之说,主张史书“实录”,在史料学上,他是北宋怀疑考辨风气的继承者,他勇于怀疑,大胆考辨的求实精神,在金代史学上独树一帜;而在历史编纂学上,他则一反传统史学理论的主“简”旧说,提出了“惟适其宜”、不计繁简的原则,更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冲击。作为刘知几和北宋进步史学的继承者,王若虚的出现,给金代史学留下了最后的、又是最光彩的一笔。在王若虚之后,元好问、刘祁、王鹗等史学家相继出现,他们遵循着务求其实,不计繁简,保存史实的原则,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史著。
四
当然,王若虚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中,仍有不少缺陷,例如他虽然十分反对穿凿附会,用封建伦理之说装建造实用主义史学,但他有时也会发一些有十分浓厚的封建伦理气味的议论,再如他虽然大胆怀疑了《周礼》、《礼记》、《史记》等大量经史所载史料的可靠性,但他仍然没能彻底跳出“圣人制经,万世准则”的局限,在经、史互歧的情况下,仍主张“《书》圣经也,史传,出于杂说者也,……宁舍史传而从经可也”(卷一《五经辨惑》),并常常以符合义理与否来判断史料的可靠与否。特别是他对于“正统”说的认识,还是游移不定、比较含糊的,虽然他公开宣称“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表示了不用正闰之说的态度,但有时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区分“正闰”的思想。然而,仅仅是他的这些有限的成就,就足以使当时萎顿沉闷的史坛受到不小的震动了。他的论敌雷希颜曾说他“持论太高”(《归潜志》卷八),他自己也在《摅愤》一诗中说:“浩然方寸间,自有太高处,平生少谐合,举足逢怨怒”,在《复寄》之一中说:“老夫高言与世违。”的确,他这种高出流俗、不同凡响的见解,在义理派史学潮流受到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提倡而汹涌上涨的时代里,无异是难能可贵的凤毛麟角了。
但是,在理学昌盛的元明时代,王若虚的史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相反,南宋朱熹《通鉴纲目》为代表的义理派史学的风气却极为兴盛,元代关于宋辽金正统问题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明代《纲目》体史书的不断出现而有价值的史书却很少问世,便说明了史学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命运。就连王若虚自己,也在金亡之后陷入了虚无迷惘之中,其《恒山堂记》云:
夫物之盛衰,其极必反,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盖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皆有数存乎其内。
《新修悟真庵记》云:
予衰矣,险阻备尝,烦劳久厌,阅兴亡之大变,悟荣辱之真空,残喘仅存,百念灰冷,方当脱屣俗累,优游潇洒以毕余生。
这不能不说是封建专制统治下史学史中的一场悲剧。而金代史学这出悲剧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禁锢下,历史学往往被当作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任意扭曲,失去它本来应有的严肃意义,而进步的史学思潮虽然不断地出现,但总是要受到压制而消声匿迹。
文章原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12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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