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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相关舞蹈和舞剧频频进入公众视野,“龟兹”的名字也不断被提起。最近,我走进在北京举办的“龟兹文化艺术展”,展厅中,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复刻洞窟将人带入千年前的艺术世界。

主室两侧的天宫伎乐图尤其引人驻足:乐伎手持不同乐器,身体或倾或转,帔帛与璎珞顺着姿态舒展开来。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第38窟据相关研究推断,大约开凿于公元5世纪。隔着千年再看这些形象,值得细看的既有乐器的丰富、舞姿的优美,又有人物之间的关系:谁与谁相对,演奏与舞动如何交错,不同的身体姿态又怎样共同构成画面的秩序。

第38窟天宫伎乐图中的人物以双人组合连续展开。吹奏者与弹拨者相对,乐伎与舞者相伴,人物的朝向、手势和身体姿态各有变化。从舞蹈的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最值得关注的,是身体与乐器、服饰以及相邻人物之间的关系。

乐舞形象融入整个石窟的艺术构思,既呈现当时的音乐舞蹈面貌,也寄托着当时人们的信仰观念。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如何借助乐舞形象组织石窟艺术、表达精神世界。

龟兹乐舞是古代西域文化的杰出代表。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第38窟壁画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弓形箜篌、五弦琵琶、阮咸、横笛、觱篥、排箫、铜钹等乐器,为研究古代音乐文化留下了具体的视觉材料。

结合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文化传播及相关历史文献,可以进一步认识龟兹与中亚、印度及中原音乐传统之间的联系。龟兹艺术的独特之处,也在于当地人的选择与创造。多种器物、技艺和审美经验汇聚于此,经过长期的使用与艺术实践,逐渐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乐舞面貌。

龟兹乐舞的历史也延伸到了石窟之外。《隋书·音乐志》等文献记载了龟兹乐的流传,隋唐宫廷乐部中也有龟兹乐的名目,唐诗则留下了更为生动的音乐现场。

李颀在《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中写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诗中既点明了觱篥与龟兹的联系,也写出了乐曲流传汉地后的变化。“曲转奇”三个字,道出了音乐在新的地域继续发展的情形。元稹《连昌宫词》又写道:“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诗句将龟兹乐带入唐代宫廷的演奏场景,留下了西域音乐进入中原音乐生活的生动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龟兹乐在传播中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在演奏、传习与欣赏中不断发展。它既保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参与了隋唐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龟兹乐舞的历史由此超出了地域本身,成为认识不同地域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与相互滋养的一条具体线索。

近期,一系列舞蹈、舞剧也以舞台叙事的方式,将观众带入龟兹的历史。例如,舞剧《她的龟兹》以现代女性壁画修复师为叙事视角,修复师面对残缺的壁画,走进古代龟兹;壁画中的伎乐人物则来到她的现代生活。古人与今人的相遇,让石窟中的历史形象与当代生活产生联系。壁画被切割、掠夺和流散的情节,也将文物的命运带入故事。

人们由一个舞姿认识一幅壁画,由一幅壁画进一步了解石窟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活。展览提供了观看文物的现场,舞剧则借助人物和故事展开另一种历史体验。两者共同拓展了人们认识龟兹乐舞的途径,也让这份古老的艺术遗产与今天的生活建立起联系。

1800多年前,东汉时期龟兹国的一位将领刘平国在天山山口修筑关亭时,刻石留下了“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铭文,将古人对家园安宁、世代绵延的愿望镌刻在山石之间。龟兹是这份艺术的故土,但不是它历史回响的终点。

我再次站在第38窟的复刻洞窟前,一幅壁画里的乐舞,生于龟兹这方土地,凝结着当地艺术家的创造,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与信仰。此后,龟兹乐进入中原的音乐生活,在隋唐宫廷的乐声与诗歌吟咏中留下回响。千年之后,展厅中的壁画与剧场里的舞步,又让这份古老的艺术获得新的理解与表达。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