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4日，北京城刚过立春，料峭的风刮过中南海的水面，薄冰碎裂，轻轻作响。就在这一天，周恩来第一次独自步入西花厅的老院门——一座曾经属于摄政王载沣、也见证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权力更迭的旧宅。门口两株海棠还在冬眠，枝干乌黑，毫不起眼，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十年后成为这位总理最深的牵挂。
最初的搬迁并不浪漫。香山距离城里有二十多公里，道路坑洼，汽车颠簸得像船。那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天往返两次，或主持作战会议，或接见各界人士，夜深才回。警卫员统计过，他一个月竟跑了两千多公里。毛泽东多次劝他：“还不如搬进海子里头去住。”于是周恩来先落脚丰泽园，但丰泽园接连安置了主席家属与中央办公机构，人多车杂，他再度挪到了不远的西花厅。
西花厅可真旧。窗棂开裂，地砖渗水，夜里踩上去吱呀作响。可周恩来只要有个能放文件、能打电话的屋子，就说“够了”。休息室里一张竹躺椅、一只煤油炉子，就是全部家当。有人私下感叹：共和国总理的生活，比不少连长也好不到哪去。周恩来听见，摆手道：“艰苦奋斗是传家宝，别让它丢了。”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临近，外宾数量激增，中央警卫处担心西花厅潮湿影响总理健康。周恩来那年已六十一岁，旧伤时常在阴雨天隐隐作痛。12月初，正好他和邓颖超赴南方调研，警卫秘书何谦抓住机会，向上级申请对西花厅做“必要修缮”。批示下得很快：门窗加固、防潮处理、局部更换地板，其余一律从简。
活计干了半个月。等总理返京，院子里不再漏风，屋内铺上了木地板，角落还多了两张新沙发。邓颖超看了，先笑一句：“倒像新院子了。”周恩来却脸色突沉，声音压得极低：“谁批准添置这些？”身边人齐刷刷地望向何谦，年轻人额头瞬间渗汗。周恩来转身，脚步脆硬：“我不住这儿了。”
警卫车一路把他送到钓鱼台招待所。夜里，灯光从简易办公桌延伸到墙角，文电依旧一份份批下，可西花厅的灯却第一次彻夜不亮。第二天，何谦写了三份检查，摆在招待所门口，却没人收。第三天，陈毅赶来，扯着四川腔半开玩笑：“总理，你也太认真了吧？沙发坐不得？要不我给搬回去！”周恩来抬头，眼里并没有火气，只有决绝：“不是沙发的问题，是原则。”
那晚，家里聚餐，小辈子女想缓和气氛，轻声劝道：“伯伯，院子太破，修一修也是保护国家财产嘛。”周恩来没有责备，反而问了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过吗？”众人点头。他接着说：“人民还穷，连茅屋都漏雨。我们住得太舒服，心里就会忘事。”九十七个字的古诗，他几乎一句没漏地背出，末了加重声调：“总理必须带头。”
僵局维持到第四天。何谦按指示拆掉沙发、撤掉窗帘，只保留最基本的地板与屋顶防水。陈毅在院里打趣：“地板要不要也撬回来？可别修成废墟，反倒浪费。”周恩来这才松口，拍拍陈毅肩膀：“留下一层木地吧，总得防潮。”言罢，回身步入西花厅，像什么都没发生。
小插曲很快传到中央会议桌上。周恩来主动作自我批评，领头强调：干部住房、办公不许超标准。他一句话让不少原本准备扩建宿舍的部门立刻收手。两个月后，国家基建投资评审会议上，“节约两成”成为硬指标，与这桩西花厅风波脱不开关系。
放眼1959年，全国形势紧张，灾情、减产、财政压力一并袭来。身为总理，周恩来每天要在数十份急电中权衡粮食、物价、运输。他常说一句口头禅：“账要算到老百姓身上。”西花厅之所以成了象征，正因为它提醒决策层：任何豪华，都可能在基层变形为浪费。事后，几个省的干部来京汇报，见识了总理办公室的旧桌椅，心里暗暗有数，回去自动把宾馆装修改成平房会议室。
“西花厅不灭的灯光”并非口号。许多夜半，窗内的白炽灯映着海棠枝影，邓颖超端来一杯热茶：“休息一会儿吧。”周恩来合上文件，抬眼望向窗外，月色穿过破旧玻璃落在书案。他突然道：“这房子还能挺多久？”没人回答，但谁都明白，他关心的不是砖瓦寿命，而是那份必须坚守的俭朴底线。
1976年1月8日，医院传来噩耗，西花厅自此归于沉寂。邓颖超遵照两人遗愿，拒绝任何“纪念馆”提议，只留一句：“还给国家。”1992年，她在同一张竹躺椅上安然离世，西花厅的大门重新合拢。时至今日，院里那两株海棠仍隔年盛放，花开时枝头密密匝匝，落英铺满青砖。人们路过湖畔，常会低声念起杜甫的那两句诗，仿佛能听到总理当年的叮嘱：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