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仲春，北京西郊的跑道还留着残雪，北空司令员段苏权突然接到调令，奉命奔赴南京军事学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达三年的空缺——这支空军序列里最重要的位置，成了无人坐镇的悬缺。
接棒的人叫李中权，时任北空参谋长。资历不弱：抗美援朝前线当过46军政委，更早在东北野战军纵队里干过政委。可在1952年“三反”风暴里，他被人指成“经济问题大老虎”。那场审查没给定论，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档案袋里，再也挪不走。
因此，他能做的，只是“临时主持”。党委书记、北空全面工作，都由他这个副司令兼参谋长一肩挑，但印章上依旧写着“代理”。外界不解：职务摆在那里，为何迟迟不给正名？李中权自己也想不通，但他没吭声，只把全部心思放在训练与战备。“大家跟我上！”他在指挥席上喊过一句，这是后来战士们最常回忆的场景。
1955年，军衔授予令颁布。军级是评衔硬杠杠。副兵团职以下，基本无缘中将。他的军级在1953年被定为副军级——因为那张“尚待结论”的审查表。于是，纵使战功显赫，肩章上只有两颗小星。对比之下，昔日并肩作战的詹才芳、梁兴初都成了少将里的“准兵团”，可他连“准”字都捞不到。军中暗地叹息：这不是水平问题，是那张表在作祟。
北空的现实更显尴尬。军政主官一个空病倒，一个被抽调；李中权干着最重的活，却摸不着司令帽檐。1956年底，空军领导机关几次酝酿决定，仍没把他推上前台。1957年8月，新任司令员罗元发空降而来，交接会上，李中权递上厚厚的部队整建材料。罗元发客气地说：“老李，北空情况全靠你指点。”他只是笑笑，“该说的都写在这里了。”
对话简短，却显露无奈。会议厅外，有年轻参谋悄声议论：“李副司令干了几年，怎么还不转正？”“嘘，小心。”一句“嘘”，把气氛压得更沉。
1966年风暴临近。运动刚起，李中权那桩1952年的旧账又被翻出。他被隔离审查，南口机场指挥楼里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北空官兵没多少议论，因为谁都自身难保。可老兵们心里明白：李副司令那点“问题”，当年都查了个底儿掉。
1975年3月，总政派人重启调查。材料摞成半人高，最后得出一句：原处分不当，应予撤销。批文下达到南京梅园新村时，已是暑气蒸腾。工作人员对他说：“组织决定，还你清白。”他端起茶杯，回了句轻飘飘的话：“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
但补发的结论，挡不住岁月流逝。从副军级到副兵团职，他足足徘徊了二十四年。1978年，南京军区空军扩编，中央军委点名调他任第一副司令。翌年，他改授第二政委，官至正兵团职。新任命电报拍到合肥，他正陪外孙写作业。家里人忍不住替他高兴，他却笑着摇头：“干好工作，才是真章。”
北空那段三年空缺，后来被写进军史研究材料。有人评价：一名元老级干将被卡住，既是制度缺陷，也是史料留痕。李中权本人鲜少提及，他关心的是装备更新、机场施工、飞行员培养。回忆录里，他只用一个段落记下1954到1957这段经历，语气平淡，如同战机掠过寂静夜空。
有意思的是，同期遭遇“待字档案”的并非他一人。华东野战军出身的张震东，也在“三反”中蒙冤，复出后长期担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直至八十年代才按正兵团职离休。两份命运地图对照，能看出那个年代组织用人的谨慎：一旦有“瑕疵”，提拔就成了慢动作。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帮人洗净尘埃。
李中权晚年常被请去讲课，他谈战史，不谈个人遭际。一次，学员问他，“您怎么评价自己那二十四年？”他回答简短：“好好干活，问题总会解决。”言罢，抬头看天，像是在追赶永不折翼的战机。
1983年，他退居二线，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从空军到离休，整整四十年，履历足以写成一部跨越战火与风浪的长卷。至于那顶迟到的司令员军帽，他始终没戴上，但在部下眼中，他早已是北空最可靠的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