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里，能看到一张张典型的东亚面孔，他们姓金、姓李、姓崔，长相像朝鲜半岛的人，说的却是流利俄语，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讲祖辈的语言，这群人被称为“高丽人”，总数约35万。
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才会流落到万里之外的土地？这群被称为“高丽人”的人，是怎样一步步被时代洪流裹挟，离开原本的家园？这场横跨近百年的迁徙背后，又埋着多少说不出口的苦楚与无奈？
高丽人的故事，要从远东说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少朝鲜半岛居民因贫困和战乱，迁往俄国远东谋生。
他们在滨海边疆区种水稻、种蔬菜，慢慢站稳脚跟，到1930年代，远东的朝鲜族人口已达十几万。
1937年，局势骤变，苏联方面以“边境安全”为由，决定将远东地区的朝鲜族整体迁往中亚，命令来得突然，准备时间极短。
很多家庭来不及收拾行李，就被集中押送到火车站，随后，他们被塞进货运车厢，踏上长达6000多公里的旅程。
车厢密闭，缺水缺粮，老人、孩子在寒冷和饥饿中倒下，官方统计显示，约17万人被迁移，途中有数万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去世，尸体被草草掩埋在铁路沿线，很多家属连具体地点都不知道。
抵达目的地时，眼前是盐碱地和荒漠，没有现成住房，没有完善设施，政府划出安置点，规定几年内不得擅自离开，对这些人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一次彻底的流放。
他们只能从头开始，挖地洞住，修水渠引水，试着在不熟悉的土地上种庄稼，凭着原本在远东积累的种稻经验，高丽人逐渐在中亚种出水稻、蔬菜，艰难环境中，他们靠双手活下来。
这段迁徙，在高丽人记忆里，是一条铁轨串起的伤口，很多家庭的长辈，终其一生都在讲述那趟火车，对后代来说，那是家族历史的起点，也是身份的源头。
时间一长，语言开始断层，如今在中亚的高丽人中，年长一代还能说朝鲜语，年轻人多半只会俄语或当地语言。
身份认同变得复杂，当地人眼中，他们是外来族群，朝鲜半岛居民眼中，他们又像远亲。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独立，高丽人自动成为新国家的公民，法律身份有了归属，心理认同却并不简单。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一些少数族群商铺被波及，高丽人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里仍是少数。
为了获得稳定，他们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发展，高丽人群体中，医生、教师、企业主比例较高。
一些学者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年轻高丽人更认同自己是哈萨克人或乌兹别克人中的一员，而不是朝鲜族，也有人坚持保留传统节日和饮食习惯。两种态度并存，是现实的缩影。
在塔什干或阿拉木图街头，看到东亚面孔讲着俄语，是很常见的画面，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人无异，只是在家族聚会时，会提起那段从远东出发的历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承认当年迁徙是错误行为，也提出过欢迎高丽人回到远东发展的说法，真正回去的人很少。
原因很现实：在中亚生活了几代，家产、工作、社交网络都在当地，远东对年轻人来说只是地图上的地名。
中亚国家也在调整民族政策，高丽人作为少数族群，整体融入度较高。
很多人已不会讲祖辈语言，孩子在本地学校读书，未来规划也围绕所在国家展开，迁回远东意味着重新开始，风险不小。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推进，中亚基础设施改善，高丽人聚居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条件有所提升，部分家庭在农业加工、贸易领域获得机会。日子谈不上富裕，却算稳定。
政治层面的博弈依旧存在，大国在中亚有各自布局，少数族群容易被拿来讨论。
对高丽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本身，孩子能上学，老人有医疗保障，农产品能卖出去，这些才是关键。
在纪念1937年迁徙的活动上，老人会回忆闷罐车和盐碱地。年轻人更多关心就业和未来。历史与现实交织，构成这个群体的日常。
“根在何方”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答案，有的人说根在朝鲜半岛，有的人说根在远东，还有人认为根就在中亚，时间久了，土地与记忆混在一起，很难分开。
35万高丽人的故事，是一段被强制迁徙改写的人生轨迹，1937年的闷罐车，让一个族群离开原本家园，中亚的荒漠，让他们学会重新扎根。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消失，每年纪念日的献花、家族里流传的故事，都在提醒那段铁轨上的往事。
对高丽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回到哪块土地，而是在现有生活中保留记忆，守住尊严，漂泊的历史无法抹去，日子还要一代代往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