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夜，昆明上空寒风刺骨，跑道尽头那架涂着鲨鱼嘴涂装的P-40正发动机轰鸣。指挥塔灯光闪烁之际，人们很难想到，这名正扣紧肩带、准备升空的年轻人，几十年后会因看不起病而让妻子卖掉老宅。彭嘉衡的命运，由此拉开漫长又曲折的帷幕。
时钟拨回1921年。那一年他出生在荷属东印度苏北棉兰。一家人开杂货铺，日子虽谈不上富裕，却也安稳。15岁那年，父母担心战火蔓延，托船票把他和弟弟送回广东佛山读书。少年离乡，带着南洋潮湿的海风，也带着对祖籍的模糊想象。
1937年的卢沟桥枪声传到岭南，校园里顿时议论四起，“去参军”“去延安”的口号塞满每间教室。彭嘉衡也报名，可没拿到录取通知。接连碰壁，他干脆搭火车奔广州，准备北上陕甘宁。可中途铁路被炸，他被迫滞留广州，只能先在第四集团军交通兵团挂名少尉见习。就这样，他与天空结下缘分——部队正急缺懂英语的技术人才，他的南洋背景成了意外优势。
不久，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生。没有高中毕业证成了硬门槛，他情急之下借了同乡彭嘉衡的证件应考。录取榜贴出来，他“改名”成功。从此，一纸借来的学历，换来真实的热血战场，名字却再也换不回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中双方启动飞行员联合培养计划。全国三百余名青年入选，俞大维之子、谭嗣同之孙赫然在列，华侨子弟彭嘉衡也挤进名单。初级班刚结业，他被送往亚利桑那。几个月里，他在干燥沙漠上空完成上百小时科目，返国即编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后世熟知的“飞虎队”。
自1943年至1945年，他先后参与64次对日空战。弹雨中，他驾驶的P-40、B-25甚至C-47都曾起落。一次进攻长江日舰，他低飞三十米冲到军舰桅杆前，炽热的防空弹在机翼边炸出火花。“牺牲一架飞机不值当，”他猛地拉杆，摇摇晃晃爬升，机尾被穿出二十多个孔。三天后，他又换机出击。凭借累计任务次数，他拿到美国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彼时他才二十四岁。
抗战胜利后，本该前程似锦。然而内战骤起，空军被调往东北。他思忖再三，觉得不该把炮口对着同胞，于1947年以探亲为名离队前往印尼。直到1950年“两航起义”成功，他听闻老同学来信邀请，“新中国民航正缺人”，他便从香港辗转回到北京西郊机场。
进入民航局后，他参与创建航测大队。1955年，他奉命驾驶改装的伊尔-12，对内蒙古白云鄂博地区进行航空磁测。那片戈壁荒凉，沙尘能把舷窗磨成毛玻璃，可他硬是昼夜轮班飞满一年，才让世界首次知道中国稀土储量居首。后来业内提到磁测作业，都会补上一句：“第一人是彭嘉衡。”
可资历光环并未带给他太多安稳。由于华侨、黄埔背景，1960年代他被停止飞行，只能在资料室抄写电报。直到1980年才恢复名誉。那一年，他已五十九岁，医疗体检表上显示心肺功能尚佳，可再度上天已无可能。
2009年，白血病诊断书摆在枕边。初次化疗，靠借贷与少量补助，总算渡过危急。遗憾的是，当年民航局内部档案不全，无法按飞行员标准报销，他每日两千元的药费像漏沙一般掏空积蓄。医生劝继续移植，他摇头：“国家培养我花过不少钱，不能再添麻烦。”说罢苦笑。
“嘉衡，咱们还治不治？”老伴眼圈通红。躺在病床上的他轻声回答：“我不能再拖累大家。”短短十余字，足够让旁人心酸。妻子最终决定卖掉在望京的老房子，把两人晚年的栖身之所换成治疗费，只求多留住他每一个醒来的清晨。
2010年8月，他在北京安静离去，终年八十九岁。弥留前吩咐，社会各界捐款若有结余，全数转给山东一位同为飞虎队的老战友。两位老兵相识于1943年的柳州机坪，并肩对空射击过零式战机，如今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再度互相扶持。
有人好奇，他为何从不向单位申诉、向同行求助。熟识他的飞行教员回忆：“彭兄常说，能活着回家是运气，不该再伸手。”这句朴素的话，道尽一代空军人的坚韧与克制。
离世后的第五年，国家档案局公开影像资料，其中有一张1944年摄于云南驼峰机场的照片。画面里，他双手插兜，身后是被弹片刮花的P-40机翼。照片下方的说明写着：“飞行64次，未曾负伤，一生低调。”观者驻足良久，才能把照片与老伴卖房的新闻联系到一起。
如果把他的经历拆成数字：64次战斗起飞、1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1年白云鄂博航测、0次主动请功——每个数字背后都有硝烟与尘土，也有失落与坚守。正因如此，在他最需要帮助时，社会自发发起募捐；而在他弥留之际，他又把余款转赠给同袍。这种互相托付，似乎才是“飞虎”精神最朴素的注脚。
如今翻检旧档，可以清晰看到他从棉兰小镇到北京病房之间的所有节点：1921、1937、1941、1944、1955、1980、2009、2010……每个年份都烙下血与火、理想与迁徙。历史记住了他在高空扑火的矫健身影，也留下了晚景清贫的叹息。然而，这些褪色的相片和数字里，更令人难忘的，是一个老兵拒绝向命运低头的倔强背影，以及那架驼色的P-40在怒江云海中穿梭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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