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脱下军帽，对着阎书堂毕恭毕敬鞠了三个躬，口称“老伯”时，这位山西土财主的人生也可以说到达了巅峰。性格倔强而孤傲的蒋介石的谦恭表演让陪在一旁的“山西王”阎锡山满腹狐疑，他太了解这位政敌了，几年前双方还在中原大战中杀得你死我活，如今竟然还得像结拜兄弟一样温情相对，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父与子
说起来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可不是普通的山西农民，他在县城里开着“吉庆长”钱庄，是个喜欢算命、善观时变的商人，所以阎书堂可以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银行家。
阎书堂认为言传身教非常重要，于是他把年幼丧母的儿子阎锡山带在身边学做生意，让阎锡山在柜台后见识了金融投机、人情冷暖。
然而1900年阎书堂的钱庄破产，父子俩一起逃到太原躲债，这段共渡难关的经历恐怕比任何训诫都来得深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阎锡山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不过阎书堂还是有眼光的，他没有一味要求阎锡山继承家业，反而支持儿子弃商从军，为了儿子前途，他甚至找算命先生为儿子改名“锡山”。
可以看出来，阎书堂对儿子的教育对阎锡山影响很深。老阎后来的处事风格很犀利这位老父亲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
如何自处
那么，当儿子真的成了雄踞一方的军阀，父亲的地位变得微妙无比时，阎书堂怎么办？
面对来访的蒋介石的鞠躬，阎书堂没有惶恐推辞，也没有得意忘形，他是以一种山西乡绅的得体礼节平静承受了。
这种平静恰恰是最高明的应对。阎书堂很清楚，任何过分的谦卑都会折损儿子的威严，任何逾越的举动又会给儿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在三个月后阎书堂去世，蒋介石赠挽联、发治丧费，极尽哀荣。而阎锡山也从父亲这场身后哀荣中嗅出的，却是蒋介石拉拢、分化晋军的政治图谋，并迅速将以李生达为首、已“中央军化”的部队调回山西整肃。
对于阎书堂来说，自己已经老了，而且凭自己的本是很难真的帮上自己儿子什么忙了。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余晖为儿子做出任何一点帮助，他也心满意足了。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这里歌颂阎书堂这个人物，我们只是从父子关系上对其进行观察。
千年前的反目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对著名的出自山西地区的权力父子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
而这对父子的关系则提供了一个几乎相反的样本。李渊本身就是太原起兵的核心策划者和最高统帅，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儿子李世民是在他的框架内建功立业的部将，但是实在是二郎太能干了，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功高震主的问题。
急不可耐的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最终通过军事政变胁迫父亲退位，而李渊的晚年则在儿子的猜忌与防备中度过。可以看出来，李氏父子的关系是双强博弈，是权力场上的激烈冲突与残酷清算。
现在我们将阎氏父子与李氏父子对比，阎书堂的形象就清晰了起来。和李渊本身就是帝国的缔造者和最高权力者不同，阎书堂的角色始终是传统的“家长”，而非“主公”。
阎书堂的小成功完全来源于并依附于阎锡山的成就。因此在面对阎锡山时，阎书堂没有资本，也没有欲望去干涉儿子的军政大计。他的智慧在于，早早地完成并接受了从“教导者”到“背景板”的身份转换。
从传统父子伦理看，阎书堂无疑是成功的。他培养了一个乱世中立足近四十年的强者，且终身维持了父慈子孝的表面和谐。
但如果我们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阎书堂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他传授的生存哲学，助力阎锡山成为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权谋大师，却也某种程度上局限了其子的格局。
阎锡山精于算计山西一隅之得失，却终究无缘问鼎天下，这与其父亲灌注的、那种注重现实利害而非天下道义的生存哲学，恐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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