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仲国 胡婷
引言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当代小说写作呈现出一种越发清晰的“地方性”转向。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思潮与创作群体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的“割据”态势。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力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它是文学创作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对文化同质化趋势的一种自觉的审美反拨和抵抗，试图在“无处不远方”的现实中重新找回经验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其二，它也是“后全球化时代”或“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作家试图在精神层面重新锚定自身文化坐标、寻求稳固身份认同的集中体现。然而，这股“地方性”书写浪潮在展示其勃勃生机与多样可能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潜藏着诸多的内在危机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创作或许是因为批评界的引导而理念先行，使得“地方”成为一个先于经验的空洞能指；或者由于作家对地域文化的理解表面化而陷入概念泛化，缺乏对地方文化传统及其精神内核的深刻继承和转化。这些问题使得一部分标榜“地方性”的写作，有沦为展示地方奇观或消费地方符号的“空洞的地方”的风险，甚至如一些批评家所警示的那样，有成为“空谈”的可能。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山东作家逄春阶所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芝镇说》，以沉静、宽广而深厚的叙事品格，成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写作中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一位“60后”的资深媒体人，此书是作家基于个人深厚的生命体验与文化积淀，多年深耕故土和沉淀思考的产物。以“芝镇”为中心，空间上辐射整个中国、时间纵跨百余年的《芝镇说》，既是一部烟火气息浓郁的家族史诗，也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描写，全景式反映了从近代到当代普通中国人的世俗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变迁。
本文将《芝镇说》放置于中外文学关于“地方性”书写的理论谱系与创作实践脉络中，剖析其独特的叙事美学与文化政治，重点考辨并试图论证，《芝镇说》的成功，在于作家深刻地理解并娴熟地运用了一种“地方性辩证法”：它既以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诚恳与耐心“深扎”于地方，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叙事策略，建构起一个血肉丰满、可感可触、具有高度文化自足性的“芝镇”世界，同时又超越“地方”，使“芝镇”这一具体空间升华为观照国族历史、叩问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有效方法与文化隐喻。这一“深描”与“高蹈”、“锚定”与“飞翔”之间的平衡，使《芝镇说》在无意中规避了当前地方性书写的诸多陷阱，更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一个兼具实践深度与理论启示的范本，为我们思考文学如何在本土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一个入口。
一、 深扎与锚定：“芝镇”作为情感、经验与文化的稠密网络
最先把读者吸引住，又使作品具备了坚实文学质地的，就是《芝镇说》用细致的手法描绘出的那个充满丰富生命活动的“芝镇”世界。这个框架搭建的成功，并不是作家凭个人兴致和喜好去堆砌罗列当地的风物民俗，也不是为刻意追求美学上的陌生化而去搜寻和展示猎奇性内容。相反，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方志小说写作意识，即通过对方言土语和民间伦理的活化使用，和对风物意象深入挖掘并加以提升，把地理空间变成了一个包含情感、经验、记忆与文化在内的密集网络，从而达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性锚定。
《芝镇说》最突出，也是人们所注意最多的文体特点，就是它浓厚的“方志”气息和历史笔记的味道。作家在有意无意间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式写作手法，以一种近乎考据式的耐心，对芝镇的地理沿革、物产风俗、街巷布局、民居形制、人情世态乃至方言俚语，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记录与描摹。小说一开篇，就以人物的行迹为坐标，给芝镇做了空间定位：“芝镇地处高密、密州、渠丘三县交界地，爷爷三县有医名。向东三十里，他去过高密的晏婴故里；向南八十里，他去过密州的苏轼超然台；向西四十里，他去过渠丘公冶长书院；向北七十里，他去过潍县万印楼。”（《芝镇说》第一部，第18页。）这种看起来质朴无华的语言，蕴含着作家将文学空间历史化、真实化的文化意图，会令人联想到汪曾祺笔下充满温情的苏北小城、贾平凹小说中苍凉沉郁的秦巴山地。而逄春阶笔下的芝镇，摆脱了仅作为故事发生地和人物活动场的从属地位，成为独立于叙述者之外、具有自己人格、生命的“地方”。小说对于芝镇街巷肌理、河流山岭、房屋建筑，特别是对作为主要场景和叙事核心的诸多酒坊的描写，是如此细致入微，几乎达到了电影镜头扫描的效果，如牛二秀才驾着驴车赶芝镇大集的时候所看到的景象：“红的、黄的、蓝的、紫的酒幌子一字儿排开，有的没字，有的写着‘裕兴’‘井东’‘松树底’‘南棚’‘益太场’‘广太场’‘义昌泰’等大大小小的字，这字儿多出自我爷爷公冶祥仁的手笔。下崖、南苇湾、西高场、巷子里、南楼、明楼、家庙东、明楼后、西草市、郝家湾、元隆场、后牛市等十来家烧锅，也远处散布着，那酒幌子高高低低，在风里吹着，像一簇簇火苗，一阵刮来的温酒味儿，口一张，软乎乎地旋进肚子，一点点下咽，下到丹田那儿，小肚子热乎乎的。”（《芝镇说》第二部，第14页）。这种“方志体”叙事，正是对“重返‘地方’之中，踏入土地的深处，探索密林与河流，回到田埂和乡间”这一地方性写作理念的生动实践（谭萃颖：《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它不是浮光掠影的文学采风，而是对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思想的一种文学实践，即叙事对地方的“深扎”。克朗认为，文学并非一面简单反射外部世界的镜子，而是“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页）。通过这种活态的文化地理建构，芝镇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交织在一起，相互塑造，共同影响着生活于其间的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命运。这使得《芝镇说》的“地方性”不是外赋的、标签化的，而是内在于人物血液、呼吸和日常经验之中，可信度与感染力从这类细节描绘中自然地生发出来，规避了某些同类作品因为对地方文化理解不深入而凭空想象的弊病。
语言是地方性写作最直接、最本质的载体。莫言和贾平凹都认为，方言叙事比用规范的汉语言写作更加形象生动。这一手法在《芝镇说》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运用。与林白在《北流》里刻意甚至冒险般地使用粤语方言来“塑造方言的形式美学”不同，逄春阶对山东方言，特别是安丘、高密一带的方言土语、俗谚俚语的运用，可以说自然天成。小说里大量鲜活、生动、富于形象感与表现力的方言词汇、表达方式，并不只是增加地方风情、点缀文本的佐料，更是人物性格、心理状态、地域集体无意识的直接表露和自然外化。公冶家族的长辈们常常会操着方言说：“芝镇人，讲究个‘仁义’二字”，这里的“仁义”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承载着芝镇这片土地特有的思维模式、情感结构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是芝镇这个自足的意义世界得以建立起来的语言根基。更进一步，作家对方言的准确把握，深刻地揭示出支配芝镇人日常生活行为的、复杂而又稳定的民间伦理体系。它扎根于儒家文化传统，在长时间的乡土社会实践中，把齐文化的侠义精神、乡野生活的质朴逻辑、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稳固而又有弹性的意义网。小说里对于宗族礼法、邻里互助、江湖信义、酒桌规矩、男女之防等种种道德规范的细致描写，无不体现着这样一个系统而又繁杂的民间道德体系。《芝镇说》本身，就是对地方语言及其背后的伦理世界进行准确捕捉和展现的结果，读完全书再反刍时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地方”的芝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活跃的、流动的、充满张力的文化图谱和价值体系。
“酒”这一意象，是《芝镇说》地方性建构的点睛之笔。在这里它超越了单纯的地方特产或消费品的范畴，成为勾连人物关系、推动故事发展、承载主题意涵的核心文化符号。“芝酒”，是芝镇独特水土（浯河之水、本地杂粮）的产物，是芝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交礼仪、情感往来的通达媒介，更是芝镇人喜怒哀乐得以宣泄的合法通道。小说对酿酒全过程（从选料、浸泡、蒸煮、摊晾、拌曲、入缸、发酵、蒸馏到成酒）的描写十分详细，带有强烈的仪式感。如作家在很多地方反复提到的，酿酒如做人，要实诚，要用心。火候不到，酒就寡淡，心术不正，酒就苦涩。这种将纯粹技艺伦理化的书写，为芝镇的地方性找到了一个物质性锚点。芝酒的酿制过程包含着芝镇的天地精华荟萃和代代相传的人文技艺智慧，也动态地反映出芝镇的社会阶层构造、人际交往模式和集体文化心理。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地方精神，避免了地方性书写滑入概念化、空洞化的风险，使小说中的人、事、物有了可感性和可代入性，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厚度和文学感染力，也为下文论及的超越性升华打下了坚实的事实与情感基础。
二、 超越与飞翔：“芝镇”作为方法、镜鉴和普遍隐喻
如果《芝镇说》的成就只停留在对一方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上，那么它最多只能算是一部优秀的、继承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一种跟随式、仿制式作品，不可能成为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层次主题表达能力的突围之作。《芝镇说》值得称道的是，在完成对“地方性”的锚定与建构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超越性与飞翔的能力。这种反思性的表达，使得作家规避了地方性书写可能带来的视野窄化、理念先行和本质化倾向，使得芝镇这一看似局限的地理空间，有效地转化为观照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反思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一个清晰的窗口。这种超越性主要是通过两重路径得以实现的，即地方史与国族史的有机融合与辩证互动、地方风物向哲学与文化隐喻的创造性飞跃。
《芝镇说》的叙事时间跨度，涵盖了从晚清皇权解体、民初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天翻地覆，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甚至一直观照到了当下我们正在身处的历史场景。作家颇具匠心地将公冶家族数代人的兴衰沉浮、爱恨情仇，与百年历史叙事紧密地、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于是，芝镇不再是一块偏安一隅、与世隔绝的清静自足之地，而是成为呈现历史剧变的敏感而典型的微缩舞台。革命的冲击、战争的惨烈、社会的变革，无不在这个胶东半岛腹地的小镇上激起剧烈而深远的回响，塑造着、改写着每个人的命运。在小说里，公冶家族的发展史，以孔老嬷嬷、景老嬷嬷、王辫、“俺嬷嬷”“俺娘”等构成的公冶家族女性命运史，以“七爷爷”公冶祥恕和王辫为主构成的革命叙事，这三组线索互相勾连，以家族秘史为主线，构造出了一个立体的叙事结构（周海波：《家族秘史与精神变迁史——读逄春阶长篇新作<芝镇说>》，齐鲁晚报，2022-05-14，A14版）。这种将家族史与国族史打通的写法，跳出了地方主义的窠臼，清醒地承担起了通过对地方的历史来书写和反思国族历史的重任。它以文学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复杂、最深刻、最富有张力的体验，正蕴藏在无数个像芝镇这样的基层社会单元的历史实践中。小说所建构的地方性，本质上是一种“进入”宏大叙事、与历史对话的有效方法，这是一种在重塑人的价值的过程中，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甚至未来世界发展的文学抱负。
《芝镇说》在现当代长篇小说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完成了从地方风物描绘向普遍哲学隐喻的一个飞跃。小说中的“芝酒”，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超越了物质性与地域性，升华为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创造的原始激情、对僵化秩序的本能反叛，以及在巨大苦难中寻求解脱、释放与生命狂欢的原始生命力。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既深深植根于芝镇特有的酿酒传统与饮酒文化，使其既有坚实的地方基础，又鲜明地指向了人类共同面对的关于生命存在、苦难与超越的永恒命题，获得了普遍的哲学意义。这正是优秀的地方性书写所应追求的境界：让地方性的特殊经验、情感与记忆，成为叩问人类普遍生存状况、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媒介与桥梁。《芝镇说》通过“酒”这一核心意象的精心营造，让“芝镇”这个中国北方小镇的故事，与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和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共鸣和对话，从而大大拓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可以说，在对中国式酒神精神的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与表现上，《芝镇说》对莫言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是有所超越的。
三、“芝镇”书写在当代文学谱系中的价值与意义
把《芝镇说》放在当代中国文学地方性书写的广阔谱系和思潮脉络里加以比较和审视，它特有的文学价值、理论贡献以及所带来的启示意义就越加明显。“新东北文学”近些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但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美学差异。“新东北文学”大多以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下岗潮为题材，通过工业时代的“废墟”叙事来抒发情感，更多地带有一种冷峻、苍凉与失落感，叙事速度也常常呈现出压抑的缓慢。而《芝镇说》的历史视野更为广阔，它描绘的是一幅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画卷，在这种历史长河的奔流中，情感基调虽然也时常弥漫出一股悲怆和艰辛，但它所蕴含的坚韧力量和包容精神却远超于此，那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之上的一种生生不息的坚韧力量。与方兴未艾的“新南方写作”相比，后者更重视海洋性、临界性、流动性以及强烈指向未来的想象，美学气质多显轻盈、变幻或者带有魔幻色彩，而《芝镇说》则深深地扎根在内陆的、农耕的文明腹地里，它更致力于挖掘和表现深厚的传统伦理、宗法结构在现代性浪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应激、坚守和嬗变，整体气质更加沉郁、内敛、坚实，带有黄土般的厚重感。和以地域命名的“新北京作家群”相比，后者更侧重表现全球化大都市里快速变化的都市景观、新型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文化杂交，叙事节奏比新写实主义更快，也更贴近现代都市的脉搏。相比之下，《芝镇说》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回溯的、沉思的视角去深入乡土和历史当中，试图从家族的根脉、地方的集体记忆、民俗传统里寻找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构成的历史源头和变化轨迹。
虽然存在着以上所述的各种差别，《芝镇说》同这些活跃的地方性写作思潮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怎样使“地方”不再是书写的客体或者背景，而是被用作有效的、有生产性的叙事方法论。而它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地方性写作文本里独树一帜，在于它既扎根于“本地”又高于“本地”的辩证思维方法，这也是对当下地方性书写中很多问题的有力回应和超越。它可以有效地避免掉那种理念先行的陷阱，因为所有的主题思想、文化反思都是从坚实、丰盈、生动的生活细节和生活肌理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逄春阶身上自有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多年来一直扎根基层的媒体工作积累，使他本能地警惕乡村叙事“本质化”“纯粹化”的危险。他有意选取多声部、多视角的复调叙事方式，自觉区隔了传统地方性写作的僵化模式和表述冲动，因此，《芝镇说》里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杂语共存的“地方”。他重视并对传统文化资源（如方志文体、民间伦理）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这种“方志小说”的文体实验本身就是这一转化的范例。同时，《芝镇说》的成功实践也探索了地方性书写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如联动更多元的文艺形式（小说中大量涉及民间戏曲、说书、民俗活动等，本身即具有鲜明的跨艺术门类特质），以及在辩证比较中拓宽视野（如对“酒神精神”的探讨，也是在进行一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对话）。它告诉我们，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地方性写作，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具有对话精神的，它可以也应该同更广阔的知识体系、艺术传统以及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互动，并由此不断地激活自身的创造力。
《芝镇说》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它为全球化与在地化张力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通过文学叙事来建构文化认同、保存历史记忆、传承人文精神的途径。它用丰盈、可感的文学世界，保存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百姓的欢乐、痛苦、挣扎、希望等集体记忆，把宏大的历史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心路轨迹，对防止历史遗失、保证民族记忆的延续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描写芝镇人的伦常关系、道德观念和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韧性，来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智慧。在物质主义泛滥、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乃至混沌化的当下，《芝镇说》里那些关于诚信、仁爱、坚持、家国大义这些传统价值的现代阐释和坚守，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与治愈之功。它告诫我们在追求现代性的时候，不能忽略自身文化的根源来获取精神上的短暂满足。
结语
《芝镇说》以宏大的构想、精致的叙事、深刻的文人情怀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给当下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范本。它实践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地方性辩证法”，以最诚恳、最耐心的方式，把地方经验的细枝末节嵌入其中，塑造出一个厚重而可信、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芝镇世界，然后又怀着宏大的文学理想把它升华为一种可以透视中国百年来国运变迁、追问人世终极意义、探寻永恒精神命题的镜子和隐喻。
《芝镇说》的成功说明，真正富有生产性和创造力的地方性，并不是自我设限、自缚手脚的文学标签，而是使想象力和思想得以放飞的坚实基础。它不是逃避现实的浪漫乡愁，而是切入现实肌理、进行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对照样本。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间张力不断拉扯的今天，《芝镇说》给予的启示是：只有最深切地扎根于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上，用当代的视角去解读、去认识它的文化底蕴、情感结构和历史脉动，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与外界展开平等交流、深入对话、产生深刻影响的能力与独特的角度。这或许正是当下这场“地方的崛起”写作思潮背后，所隐含的“对文学多样性、多元化的深切呼唤和期待”，以及“对当下文学总体格局进行‘再结构’”的一种可贵努力”（谭萃颖：《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芝镇说》，无疑是这种“再结构”的努力中，一块沉甸甸的、闪耀着独特色彩与光芒的基石。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原发于《时代文学》2026年第2期）
作家简介
逄春阶，潍坊安丘市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大众报业集团培训委总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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