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鹤岗职工医院的走廊里有股消毒水味，张国福躺在三号病房，被褥底下身子瘦得只剩骨头，护士刚抽完第三管血，诊断书上“肺癌晚期”四个字被家属翻来覆去摸得发皱，女儿攥着缴费单蹲在走廊尽头，十三万的数字在眼前晃，这已经是能卖的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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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复员那天，鞭炮声猛地在耳边炸开，一九七七年，榆树县的领导捧着任命书说，张干事你挑个岗，他却把复员证往搪瓷缸上一放，我要回乡种地，妻子莲子没问为啥，只记得他半夜总缩在被窝里，手指一下一下摸着胸口那道旧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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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务局火药库的闷罐车成了他的新家，四十年代的军功章和爆破筒照片锁在樟木箱底，换成了沾满煤灰的工装，工友们只当他是个爱较真的保管员，没人知道这总往危险地方跑的年轻人，曾在朝鲜战场上用身子堵过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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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院通知来得突然，子女们正为凑不够化疗的钱发愁，两辆军绿色吉普就停在医院门口，穿呢子大衣的老干部握住他的手说，老张同志，这是组织能帮的最后一点忙，输液架上的药瓶轻轻响着，他盯着走廊尽头那面白墙，恍惚间又看见一九五一年那个雪夜，他背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身后是永远留在三百四十五点三六高地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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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个清晨，监护仪响了一声长音，窗外的梧桐叶就一片一片往下掉，床头柜上的纸片让晨光透出来，上面写着三行歪歪扭扭的字，年轻护士后来在值班日志里记了，07:15，6床病人走了，走之前一直念着党费，可我们还没来得及问，他就闭上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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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下着小雨，矿工们头一回听见“特级战斗英雄”这名字，有人掏出工作证比划着问，这不就是当年总替咱们挡危险的张师傅吗，讲解员擦着四十七军荣誉室的玻璃柜，那张一九五〇年的合影里，最边上那个少年踮着脚仰着头，他胸前的勋章在灯下闪着光，像四十七年前那个黄昏，他躺在担架上数的最后几颗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