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头硝烟弥漫，史可法在城破前夕秘密送出的一封书信，竟成为南明王朝最后的火种，悄然改写了此后三百年的历史评价。
1645年四月的扬州，空气里弥漫着铁锈与恐惧的气息。城外，清军统帅多铎的十万大军已合围这座孤城；城内，史可法麾下仅剩的四千残兵粮草将尽。这座江南重镇的命运似乎已成定局，但就在城墙将倾之际，史可法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他秘密召集七名死士，在烛光摇曳的督师府内，将三封密信缝进他们的衣襟。这些信件的内容，直到三百年后才被完全解密。
时间回溯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史可法正在长江边巡视防务。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他，面对破碎的山河与南明朝廷内部激烈的党争，最终选择北上扬州，承担起阻挡清军南下的重任。
当时的扬州不仅是江南经济中心，更是南明政权的精神象征。史可法深知此去凶多吉少，临行前夜，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我此去扬州，有死而已。得死所，幸也。”
史可法选择扬州作为防线并非偶然。这里水网密布，城墙坚固，是阻击北方铁骑的理想地点。然而他抵达时才发现，朝廷许诺的援军大半未至，粮饷器械严重不足，更要命的是城内军心浮动，许多将领已在暗中与清军联络。
清军于1645年4月15日完成对扬州的合围。多铎先后派出五批劝降使者，承诺只要史可法投降，不仅保全性命，更可封以高官厚禄。
据《明史》记载，史可法对最后一次劝降的回应是：“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他将劝降书投入火中，下令全军：“有敢言降者，立斩。”
接下来的七日攻防战惨烈异常。史可法创造性地运用扬州水网特点，在城外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引运河水灌注，有效迟滞了清军骑兵的推进。
他亲自登上最危险的西门城楼督战，箭矢数次从他身边掠过。最危急时，清军已登上西北角城墙，史可法亲率家丁组成的敢死队发起反冲锋，硬生生将缺口夺回。那一战，他的铠甲上插着三支未拔出的箭。
烛光下，史可法将三封连夜写就的密信交给他们。这些信件被用油纸仔细包裹，缝进衣襟内侧。第一封致南京朝廷，详细分析当前战局与日后抗清战略；第二封致他的学生与旧部，嘱托抗清大业；第三封最为特殊——这是一封写给未来历史的证言。
信中不仅记录了扬州保卫战的真实经过，更揭露了南明内部诸多不为人知的矛盾。史可法预见到自己殉国后可能遭受的污名化，他在信中平静地写道：“后世论我，但凭此纸。”
七名死士从不同方向潜出扬州，其中五人成功突破重围。这些密信后来一份抵达南京，两份流落民间，三百年间若隐若现，逐渐拼凑出历史真相。
4月25日，清军集中红衣大炮轰击扬州西北角，城墙彻底崩塌。史可法见大势已去，拔剑自刎，却被副将许谨夺下剑刃。在部下拼死护卫下，他退至城内继续巷战。
史可法殉国后，清军因攻城伤亡惨重，下令屠城十日，这就是历史上惨痛的“扬州十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史可法拼死抵抗的这十天，为南明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史可法殉国的消息传开后，江南各地抗清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生前安排的防御体系在他死后仍在发挥作用，清军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完全控制江南。
那七封密信中，致南京朝廷的一封虽然未能改变南明迅速灭亡的命运，但其战略思想却被后来的抗清力量借鉴。郑成功进攻南京时所用的许多策略，都能从这封信中找到雏形。
写给旧部的信件中，史可法特别强调“民心可用，江湖可据”，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夔东十三家等义军长期坚持抗清的战略选择。
而最引人深思的是那封“给历史的证言”。乾隆年间，清廷为收拢人心，公开表彰史可法忠义，追谥“忠正”。此时史可法的密信陆续被发现，其中对明朝弊政的尖锐批评，对自身局限的深刻反思，塑造了一个更加复杂、真实的历史形象。
今天，扬州梅花岭上史可法衣冠冢前香火不绝。那些曾经缝在死士衣襟里的密信原件已不知所踪，但抄本与记忆却代代相传。
当年七名死士中最后一位幸存者的后代，至今仍在扬州生活。他说，家族传下一句话：“史公之志，不在守一城，而在守天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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