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生能跨越战火硝烟，历经岁月洗礼，临终前的一句话仍能让无数人落泪？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把一生献给革命，把母爱分给无数孩子，用朴实无华的一生，诠释了何为信仰与担当。
康克清出生在江西万安的贫苦渔家，没上过一天学，少年时就见识了旧中国的黑暗。大革命时期，她早早投身妇女工作，17岁那年跟着赤卫队上了井冈山，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中，她认识了朱德，那时朱德已是43岁的红四军军长，而她只是普通战士。她佩服朱德的革命决心，朱德欣赏她的纯洁坚强，朝夕相处中，革命情谊慢慢变成了爱慕。她曾对战友说，自己的婚恋观就是找志同道合、品德高尚的人，不计年龄权势。朱德向她求婚时，她笑着约定，打了胜仗就结婚。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长汀打了大胜仗，两人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康克清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妇女儿童事业上。1949年4月，她成为全国民主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第一任部长，动员全社会力量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和工厂哺乳室，组织妇婴卫生人员培训，降低儿童死亡率。她参与了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1978年9月全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她两度向中央报送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后担任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组长，先后拟定六次草案，1979年主持修订工作，提出“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1980年8月草案经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1978年，她在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83年的第五次妇代会上，她又发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号召，鼓励广大妇女奋发向上。她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一辈子都在为妇女解放和儿童保育工作操劳，身边人都亲切地叫她“康妈妈”。
在家里，她是十几个孩子的继母和养母，朱德与前妻的子女、烈士后代，她都悉心照料，生活费全由她和朱德承担，从没怨言，也没把自己的亲属接到北京。她对晚辈要求严格，告诫他们不能有特权思想，不准贪污犯错，家里的男孩子不能穿内衣内裤闲逛，不能跟女工作人员开低级趣味的玩笑。而她自己从1978年2月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1992年逝世，始终以公职人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因为感冒发烧住院，她原本坚持不住院，心里还惦记着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劝说下才同意住两天，可病魔没给她这个机会。住院期间，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意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她却始终放不下工作。有人想来探望，她让秘书转告，自己是闲人，别耽误别人时间。得知曾经在广州照顾过她的张碧梧大夫有两个儿子，她之前只送了一床被套，特意让人再买一床补送到广州，还捎话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清明临近，她思念朱德，从1976年朱德逝世后，每年清明她都带儿孙去八宝山祭扫，哪怕在外地也会赶回来，可这次身体已经不允许，只能嘱托儿孙代她前往，这是朱德逝世16年来，她第一次没能亲自祭扫。
4月22日，康克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她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孙，断断续续地说“这一次，我可能拖不过去了……你们要好好地、太平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泪水沾满了眼眶。孙子贴着她的耳朵问，是不是把她的骨灰和爷爷放在一起，她点了点头；问其他事听组织安排，她也点头。最后，她留下了六个字：“我什么都不要”。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对身后事的繁琐要求，这六个字像她的一生一样，朴实、纯粹。她一辈子追随革命，为妇女儿童事业耗尽心血，从战时保育儿童到新中国兴办保育机构，从参与起草第一部《婚姻法》到主持修订新婚姻法，养育了十几个孩子却不求回报，临终前心里想的还是后人的品行和国家的安稳。这样的人生，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彰显了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用再经历战火纷飞，可那些先辈用一生践行的信仰和品德，是否还在我们心中？当我们面对诱惑时，是否能想起“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的叮嘱？当我们追求生活时，是否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要”的淡泊？有些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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