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上海,烽火连天,淞沪会战的枪炮声打破了都市的宁静。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这段悲壮的历史,每一个场景都镌刻着中国军民守土卫国的决心与战争带来的深重劫难。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中)神态严肃,与几位高级军官在临时桌前讨论军情的场景,桌上摆放地图、望远镜等物品。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沪杭地区划为第三战区,初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9月后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顾祝同负实际指挥责任,驻苏州设副长官部,统帅左翼(陈诚)、中央(朱绍良、张治中)、右翼(张发奎)作战军,指挥罗店、宝山、蕴藻浜、大场等血战。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海陆空协同进攻,虽最终于11月撤退,但重创日军,粉碎其“三个月灭亡中国”妄想。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上海闸北区后方集结地,约10余国民革命军士兵(很可能为第87师或88师等德械装备精锐部队),地上散落杂物,反映闸北经炮击与巷战后的惨状,但士兵站立位置相对完整,可能为阵地后方或短暂休整点,他们戴德式钢盔、着棉质军服、背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警戒有序。
闸北是淞沪会战最惨烈战场之一,从8月13日会战爆发起,中国第87师、88师等德械部队在此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展开逐屋争夺,构筑街垒、沙袋工事,死守数月。德式钢盔是当时中央军标志性装备,在闸北、北站、江湾等地广泛出现,帮助士兵抵御弹片。中国守军以劣势火力顽强阻击日军三军协同进攻,付出巨大牺牲,却重创敌军,赢得国际关注。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闸北区战场前沿阵地,国民革命军士兵在简易战壕中架设并操作一挺重机枪、顽强抗击日军,左侧士兵负责供弹,右侧士兵瞄准射击,神情专注而紧张。
闸北是淞沪会战爆发后最早进入激战的核心区域。1937年8月13日会战打响,中国第87师、88师等精锐部队迅速在闸北构筑街垒与阵地,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展开逐屋争夺。机枪是中国军队主力步兵火力之一,在闸北、北站、江湾等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常以班组火力点压制日军冲锋。
照片中士兵操作机枪的瞬间,正是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顽强阻击日军海空火力支援进攻的真实写照。尽管最终因整体劣势被迫逐步后撤,但闸北守军重创日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与国际同情。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郊区,鬼子兵押解几名被俘中国士兵,前面两名被俘中国士兵,其中一人头部缠绷带明显受伤,双手被绳子反绑,低头前行,神情疲惫而屈辱。
他们被绳子串联押解,身后有多名鬼子兵监视。右侧一名鬼子骑兵骑马监督,手持马鞭,显侵略者的傲慢。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因装备落后、补给困难,部分部队在阵地被突破后被迫投降或被俘。日军对战俘极少遵守国际公约,普遍实施虐待、就地杀害或强迫劳役。许多被俘中国士兵随后被刺杀、枪决,或在押解途中遭虐待,甚至成为随后南京大屠杀的先兆。此类照片常被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用于内部宣传“皇军威武”,但战后成为控诉日军战争罪行的铁证。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公共租界边缘的街头,一群无家可归的上海难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有的蜷缩、有的仰面,神情疲惫或麻木,已无力顾及形象。他们身下仅垫薄薄草席或衣物,身边散落少量生活用品。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海空火力与地面进攻将闸北、杨树浦、南市等中国居民区夷为平地,数百万人瞬间失去家园。难民潮涌向公共租界或内地,道路拥堵、饥寒交迫,许多人因轰炸、炮击或疾病丧生。租界虽相对安全,但也迅速超负荷,街头巷尾遍布露宿难民。妇女儿童是最脆弱群体,常在墙角、桥下或废弃门前栖身,缺少食物、水和医疗。
1937年8月下旬,上海街巷,战争爆发后一批上海本地难民携带简单行李、沿街逃难的悲惨场景,有的成年男子戴礼帽、披毯子、手持卷起的草席和铁锅,护着孩子,神情警惕而疲惫;旁边的妇女和儿童紧随,携带少量家当。照片捕捉的是这批难民被迫拦下,接受日军盘问的瞬间。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迅速成为战场,数十万市民瞬间成为难民。他们携带锅碗瓢盆、被褥衣物,沿街逃往租界或内地,道路拥挤、饥寒交迫。日军在推进中常拦截难民进行搜身或盘查,怀疑藏匿中国士兵,或单纯刁难平民,造成大量无辜伤亡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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