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盛夏，7月中旬。北戴河海风劲吹，海鸥贴着浪尖翻飞。夕阳把疗养院的红瓦屋顶染成金色，此刻的大门前却停下一排军车。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拄着拐杖下车，他没有提前打招呼，只对身边工作人员低声嘱咐：“老战友在里头，今天务必见上一面。”
让张震这般惦记的，正是已卸下所有军职、久居简朴之所的周文龙。两个湖南老乡，自1920年代共赴战场起，整整并肩走了半个世纪。张震推门进屋，先用浓重的湘音喊了一声：“老周，我来了！”屋里的人回以同样的乡音：“老张，你的脚步声，隔着走廊都认得出来。”两双满是老茧的手紧紧相握，眼角同时泛红。寒暄没几句，张震忽然“认真地”提醒：“毕业证，还在你那张桌子抽屉里吧？”屋里众人一头雾水，二位却爽朗大笑，往事瞬间翻开。
退到1937年初春。延安城外，窑洞里灯光昏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期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周文龙留校任职，负责校务——说白了，连毕业证都归他保管。张震彼时正带队行军途中，校方电令他返校报到，一进抗大就被按进紧凑课程。从枪械构造到政治动员，每天排得满满，课堂与靶场间匆匆来回。可一纸毕业证尚未热乎，他就接到命令奔赴山西一线，“抗大”三个字只来得及写进心里。后来凡遇见周文龙，他总要揶揄一句：“别忘了我可是正式学员，证书不给我算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下来，已成了两人间最亲昵的暗号。
若只说是一纸证件的玩笑，恐怕低估了他们在生死线上的交情。周文龙1909年生于浏阳，一个读完中学就进了新军的书生；张震则比他小两岁，出身道县农家。1929年，周文龙穿上红色军装；1930年，张震也挑起了枪。第一次握手是在井冈山腹地，枪声和山风混作一处。那一年，队伍里识字者屈指可数，周文龙一到三军团便被拉去当书记官、参谋，写电码、画地图、算给养，忙得脚不点地。张震却更偏爱炮火洗礼，十三团的火线上常见他端着马枪冲锋。两人角色有别，同守的却是同一座理想——中国人自己的光亮。
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苏区血雨腥风。广昌保卫战里，14团三营营长倒下，周文龙临时顶上，连夜抢占失地，左臂中了弹仍不退。刚止血就又上阵，他说：“营还在，山头就得在。”这种格杀不畏的狠劲，让张震服气。待到湘江畔兵火再起，两人同踏长征路，一个高烧不退、一个脚底生疮，谁都没说过“走不动”三个字。走到班佑，周文龙实在支撑不住，被抬进战地医院，张震特地折回几里地送来一块干酪：“硬挺着，过了草地才算出头。”此后逢人便说，这是“老周救了自己半条命”。
前方拼刺刀，后方要粮饷。1940年早春，国民党拖欠八路军半年军饷，前线弹尽粮绝。中央决定派朱德去西安讨要欠款，周文龙随行，头一遭扛起“开口要钱”的担子。临行前，彭德怀拍拍他肩：“打仗见过血，这回见见油盐酱醋。”队伍一路南下，穿过陵川、进了洛阳，国民党设宴赔笑，却在暗处布下关卡。夜里，周文龙掀开被褥，手枪就枕边，“领钱比打仗紧张”，他心里有数。期间，办事处出纳吴福兴被特务擒走，眼看数万旧币生死未卜，周文龙夜不成寐。好在周密交涉之下，人财俱全，险关化解。6月29日，他将全部所欠军饷押送回太行，一颗子弹也没丢，这才松了一口气。
周文龙在后勤岗位站稳脚跟，是从那趟“西安要薪”开始的。冀南根据地物资匮乏，他索性整合摊子：小煤窑、豆腐作坊、缝纫铺，挨个盘活。刀具厂、被服厂、肥皂坊，一年冒出十几家。冀南银行也在此时成立，他被推为副董事长，以金融手段撑起游击区币制。1942年五月，大清河畔日军合围，八个驴驮六百万冀南币突围受阻，驴死路堵。周文龙急得直跺脚，旋即命把钱拆包，分置沟壑，用石块埋好，再带队脱身。三日后三夜，血战终停，地下钱袋无一缺角。老人回忆这段轶事时微微一笑：“那天要是慢半步，冀南币就成冀南灰了。”
抗战结束，国内形势骤变。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粮秣线被拉成几百公里长。运输队走夜路，白天扎营，山中没有车，就靠独轮车、大牲口，再不济，人背肩扛。前方来电：“火线要炮弹、线材、纱布、食盐。”周文龙批复：限三日到。人手不够，他把机关干部一股脑儿推上驮运线，自己盯仓库、蹲路口。泥泞中，弹药箱一趟趟递上桅杆渡河，终于在最关键的豫东战役前赶到。刘伯承后来感慨：“有周文龙在背后，咱打一仗补一仗，底气就那么来。”
1949年进北平，华北军区成立。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提醒与会者：“枪杆子拴在后勤车皮上，掉链子就会吃亏。”会后，周文龙被点名负责物资统筹，他把各野战军的库存、生产能力、运输线编成厚厚两本台账，上标“随时校正”。战士们爱戏称他“移动仓库”，可没人敢小看这位瘦高汉子。平津战役期间，黄维兵团盘踞双堆集，如不能及时补弹，很可能窜脱。周文龙调拨的一批黄色炸药准点抵达，撕开突破口，奠定合围胜局。刘伯承那句“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并非客套。
新中国成立后，总后勤部挂牌。朝鲜战火骤起，华北军区成了志愿军后勤的大后方。1950年10月到1951年春，仅子弹炮弹就需几十万吨，国内生产线尚在恢复，缺口巨大。周文龙白天跑厂矿，夜里摊开地图和数据，计算铁路、辎重车、骡马的最佳组合。前线发来加急电报：“炸药紧缺。”他当即批复，从华北兵工厂调补一千吨；又电令修复库存日军炮弹，48小时内送抵安东。与此同时，11.5万套棉军装、近五百万斤炒面在北平、天津等地连夜赶制，装车北运。有人打趣：“真是前线炮声隆、后方机杼鸣。”他只摆手：“少说话，多干活，要让子弟兵穿得暖、打得响。”
1955年，新中国百废待兴，能源短板尤显。六月，黄克诚找周文龙谈话，直截了当：“国家缺石油，军队更缺。你去石油工业部，好不好？”周文龙愣了一下，接着点头：“军装能脱，责任不能脱。”翌月，他交掉军区印章，带着几本折得卷边的后勤账册，转身投入石油战线。从此，战场换成了钻塔和炼油炉，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依旧。
再回到北戴河。两位耄耋老兵翻着记忆的帐本，时而沉默，时而拍掌。墙上一张旧照片里，年轻的他们并肩站在雪山垭口，身后是高原夜空和漫天星光。张震抬眼瞧着照片，忽而低声说：“要不是你那趟西安折腾回来，我们早就断了枪弹。”周文龙摆摆手：“扯平，若不是你们挡在湘江，我也走不到延安。”风从窗外涌入，带着海腥，带着松柏香，也带来了遥远烽火的味道。那张尚未颁出的“抗大毕业证”，最终也只成了他们互诉情谊的密码，可谁都明白，一纸证书早被淬成硝烟里最坚硬的信任。
两位老兵对坐良久，夜幕降下，海浪声盖过呼吸。警卫员轻敲房门：“首长，时间不早了。”张震起身，整理军服，又握住周文龙手掌。那双手依旧粗糙，却温度不减。别过时，他笑道：“证不证的，都写在心头。” 周文龙点头：“老伙计，下次见面，再给你补办。” 门关上，屋里只剩风声和海潮，1940年的枪火似乎穿过半个世纪，又在两人的胸膛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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