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众爱国人士不论理想、不分阵营，都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同抗击侵略者。
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著名的战役，也有不少悲壮的故事。其中，1938年的那场惨烈失利，一直到了今天，都还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
一切还要从一年前的卢沟桥说起。1937年7月7日深夜，驻扎在卢沟桥的日军借着“士兵失踪”的由头，向宛平城发起了攻击。
这场蓄谋已久的挑衅，撕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日军的铁蹄很快踏遍华北大地，冀东这片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地，更是首当其冲。
沦陷后的冀东，成了人间炼狱。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子被烧成了废墟，百姓流离失所。
为了彻底征服这片土地，他们还搞起了“奴化”那一套：开办日语学校，逼着孩子们学日语、喊“中日满亲善”的口号；开设赌场和烟馆，用鸦片和赌债掏空中国人的身体和意志。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磨灭中国人的反抗之心，却不知道，越是压迫，反抗的火苗就烧得越旺。
危急关头，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冀东的战略价值，提出要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个提议很快就被批准了，组织把筹备起义的重任，交给了河北唐山人李运昌。
说起李运昌，那可是个实打实的硬汉子。他早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跟着部队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几经波折才逃出来。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担任河北省的领导工作。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李运昌心里清楚，这是一场硬仗，但他更清楚，身后是千千万万冀东百姓，退无可退。
李运昌回到冀东后，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他知道，抗日不是一个党派的事，得团结所有爱国力量。
于是，他牵头组建了华北抗日自卫委员会，成员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爱国人士，还有乡绅、教师和农民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一立起来，冀东的百姓就像找到了主心骨。
1938年7月，筹备了整整一年的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在港北村正式爆发。消息传开，整个冀东都沸腾了。从山海关到潮白河，无论是扛锄头的农民、拿笔杆的学生，还是曾经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都扛起武器加入了起义队伍。
短短一个月，起义军就席卷了冀东20多个县，人数飙升到20多万，其中能扛枪打仗的武装力量就有十几万。
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很快就有了正式的名号：冀东抗日联军。
民团首领高志远被推举为司令员，李运昌和洪麟阁担任副司令。为了支援冀东的起义，八路军总部也派出了精锐部队，由宋时轮和邓华率领的第四纵队，5000多名战士跋山涉水，深入冀东腹地。
1938年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抗日的声势更盛了。他们接连收复了迁安、乐亭等9座县城，把日军和伪军打得晕头转向。
那阵子，冀东的老百姓扬眉吐气，都说“这下鬼子要完蛋了”。就连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对冀东的形势寄予厚望。
可这样的热闹背后，藏着致命的危机。
冀东抗联虽然人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农民，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土枪、鸟铳、大刀长矛，能有一杆汉阳造都算宝贝。反观日军，有坦克、有大炮、有飞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更要命的是，抗联队伍里人员成分复杂，组织纪律性差，打顺风仗还行，一旦遇到硬仗，很容易乱了阵脚。
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些问题。他特意给宋时轮和邓华发去电报，建议他们依托雾灵山的地形优势，把队伍拉到山区整训，先提升战斗力，再找机会和日军周旋。毕竟，冀东平原一马平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来去自如，在平原上和日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在前线指挥的宋时轮，想法却不一样。他看着身边这些穿着单衣、面黄肌瘦的战士，心里犯了愁。
起义军已经连续作战好几个月，早就疲惫不堪，而且冀东靠近平津和东北，日军的增援部队随时可能赶到。他觉得，与其留在冀东硬扛，不如先撤到潮白河以西的平西根据地，休整一段时间再杀回来。
这个提议在指挥部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李运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
“队伍里的战士都是冀东本地人，谁家里没有妻儿老小？他们舍不得离开故土啊！再说，日军的主力还没到，我们抓紧时间整训，依托雾灵山打游击，未必不能和鬼子拼一拼！”
组织也接连发来电报，明确表示不同意西撤。可宋时轮坚持己见，他觉得自己是前线指挥员，更了解实际情况。最终，在多数人的支持下，西撤的决定被拍板。
指挥部留下陈群、包森和单德贵率领的几百人游击队，留守冀东坚持斗争，其余5万多抗联主力，跟着四纵一起向西转移。
1938年10月中旬，西撤的队伍出发了。这哪里是行军，简直就是一场混乱的“大搬家”。5万多人的队伍，拉成了一条数十里的“长龙”，队伍里不仅有战士，还有不少跟着部队转移的老百姓。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充足的粮草，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往西走。
那时候的天气已经转凉，战士们还穿着夏天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粮食更是紧缺，走到前头的部队还能分到一点杂粮，走在后头的，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充饥。一天下来，队伍只能走十几里路。
饿着肚子、顶着冷风，再加上对故土的思念，队伍里开始出现逃兵。一些意志薄弱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偷偷溜回了家，队伍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
更可怕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这支队伍。他们调集了十几万兵力，在队伍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层层埋伏。当队伍走到蓟县的时候，日军的机枪突然响了起来。
毫无防备的抗联战士，瞬间陷入了绝境。
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坦克追击，日军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战士们强忍着饥饿和疲惫，端起大刀长矛就往上冲。副司令陈宇寰，挥舞着驳壳枪冲在最前面，他高喊着“跟我上”，话音未落，就被一颗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这场战斗，打得昏天黑地。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蓟县的土地，倒下的人一批又一批。好不容易冲出蓟县的包围圈，队伍又在潮白河遭遇了日军的伏击。
日军早就把渡口封锁，机枪架在河岸上，对着渡河的战士疯狂扫射。潮白河的水面上，漂满了战士的遗体。有的战士被子弹击中，沉入水底；有的战士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战友推上岸，自己却永远留在了河里。
一路上，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就连副司令员洪麟阁，也为了掩护大部队以身殉国。
这场惨烈的突围战，几乎打光了抗联的家底。高志远带领的3000多人，好不容易渡过了潮白河，又遭到日军的追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人。李运昌率领的后卫部队，更是损失惨重，很多战士都在突围中牺牲或失散。
当这支残兵败将终于抵达平西根据地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
出发时的5万大军，如今只剩下寥寥千余人。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着身边熟悉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不少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又痛心又惋惜。他对四纵的领导提出了严肃批评：
“你们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宋时轮和邓华也为这次失利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场原本想要保存实力的撤退，会变成一场惨不忍睹的溃败。
这场冀东抗联西撤的悲剧，成了八路军抗战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它告诉所有人，打仗不是人多就行，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才是关键；它也告诉指挥员，战略决策不能只看眼前，更要考虑长远，要相信群众的力量，要听从上级的正确指导。
但悲剧的背后，也藏着希望。留守冀东的游击队，并没有被日军的“清乡”行动击垮。
他们钻进雾灵山的深山老林，靠着百姓们的支持，和日军打起了游击战。他们神出鬼没，今天端掉一个伪军据点，明天炸毁一段日军铁路，让日军不得安宁。
几年后，这支游击队发展壮大，重新拉起了抗日的大旗。冀东的抗日烽火，又一次熊熊燃烧起来。
那些在西撤路上牺牲的战士，虽然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的鲜血，浇灌了冀东的土地，孕育出了最终的胜利之花。
如今，抗日战争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那些为了国家牺牲的无名英雄，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身影，永远不会被忘记。
他们用自己生命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华民族是打不垮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反抗的火焰就永远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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