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上海硝烟方歇，军管会大楼里却传来一阵轻轻的搬动声——陈毅指着墙角叠放的十几把椅子，让卫士统统抬走。“屋里能坐下就行，多余的家当留着干啥？”一句随口的话，道破了这位新任市长对“节俭”二字的真实理解。有人暗暗记下这小细节，几天后又在他处理家务的方式上得到了印证。
上海刚解放，城市动脉尚在缓慢跳动。粮食供应、物价飙升、资本家情绪、工人就业，这些麻烦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陈毅每日批阅公文至深夜，可一听见妻子张茜提起“想接父亲和小妹来小住”，也爽快答应，毕竟战火年代，团圆实属不易。
六月初，陈府迎来两位客人：张茜年过六旬的父亲和二女儿。老人多年未见女婿，进门便拉着陈毅的手连声道辛苦。那几天，后院热闹得很，白天家里传来小妹的钢琴声，夜里老人也要给外孙们讲川音十足的评书，气氛融融。
转折出现在第十天。国家实行供给制，司令员、市长虽显赫，配给标准却分毫不差。陈毅算了下帐：一家五口的口粮、布票本已吃紧，再添两口，不仅超额，还要额外多领炊烟煤油。想到上海百废待兴，他脸上露出难得的为难神色。
他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在深夜给张茜递过去一张草稿纸，上面写着七个字：“劝爸回乡，可行？”妻子明白他的苦衷，也担心父亲情绪，迟疑地收起纸条没作声。第二天早饭后，她试探着提回乡之事。老人楞住，脸色瞬间拉长，扔下一句：“无情无义！”拂袖而去。
傍晚，老人生起倔脾气，背起行李嚷着要睡马路。门口的卫士急得团团转。陈毅闻讯赶到，轻咳一声：“爸，有话屋里说。”老人怒目而视：“你眼里就只剩公家，没有亲人！”陈毅压低嗓门：“国家供给一分一厘都来自百姓，咱多占一点，他们就少一口饭。”
短短两句对话，引得院里鸦雀无声。老人虽心有怨气，却也被戳中了要害，沉默片刻后仍赌气：“那你安排个差事，我自食其力！”陈毅摇头：“我能用权力给亲戚开门，明天别人就能拿我的名字去开后门，上海规矩还怎么立？”老人不语，胸口剧烈起伏。
凌晨时分，他把岳父请进书房，亲手倒了杯热茶，摊开报表：口粮、布票、煤炭、税赋，条条都是数字。他耐心解释社会困境，又调侃自己“公家每月薪水两万块，不够半袋大米”，说到动情处，连岳父也忍不住皱眉。
次日清晨，老伴着小妹站在弄堂口，陈毅递上几十万元旧券——按当时兑换比例仅够数月开销。“爸，钱不多，权当路费，之后我照旧按月寄。”老人攥着钞票，终于叹了口气：“你还是那个学生兵，一根筋。”言罢上车。
外人只看到“岳父被赶走”的戏剧场面，却未必了解这背后与上海财政、自身党纪紧密相扣。就在同一周，陈毅还亲手删去市委递交的“特别供应”条款，要求干部一律依照二级配给标准执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着手与工商业者对话，扫清物价失控顽症。
七月，证券交易所被查封，银元炒作戛然而止；八月，市委税务处下调营业税比例，一纸公文挽救数百家工厂；九月，他又连发三封电报至北京，报告劳资新矛盾，请求中央同意延迟征收公债。每一项举措都是在“保城市”与“护民生”之间走钢丝。
上海风波渐息，外滩灯火重燃，华东最大的工业机器再度开动。有人评价陈毅“出手温和”，可真正的温和背后，是对原则的寸步不让。他敢在岳父面前“翻脸”，也敢在资本家身边“谈笑”，底气来自同一个信条：公权不能私用，情面让位大局。
1954年，中央一纸调令把他从黄浦江畔召至中南海，老同事送别时感慨：“陈老总在上海留下的，不是故事，是规矩。”那条规矩先从自家客厅起笔，再写进城市纲纪，最后成为一座经济中心得以迅速重生的内在逻辑。
多年以后，张茜谈起那场“轰动一时”的家庭风波，只淡淡一句：“打仗靠枪杆，治城靠制度。连家门都守不住，怎能守住一座六百万人口的上海？”话音落下，听者无不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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