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
如果你读过《人类群星闪耀时》，你一定记得茨威格笔下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他如此善于捕捉命运的高光时刻，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能写出这样璀璨光芒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在流亡中选择熄灭自己？
作者欧阳斌试图重新回到斯蒂芬·茨威格的命运中：在他的记忆里，旧欧洲曾经意味着一种近乎理所当然的美好。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黄金时代，维也纳的空气里弥漫着艺术的芬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仿佛正在消失。但在 1914 年夏日的午后，随着公园里的音乐骤然停止，文明的美梦寸寸崩塌。
茨威格比很多人更早感受到裂缝的出现，也因此比更多人更深地承受了“希望幻灭”的痛苦。从萨尔茨堡的惊惶出逃，到巴西小城彼得罗波利斯的绝望谢幕，他用不安的后半生见证了人性如何被野蛮吞噬。而他的困惑对现代人来说是如此的熟悉：一个世纪过去，我们仍然在问相同的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昨日世界的崩坏、茨威格的宿命与我们的当下
撰文：欧阳斌
1942 年 2 月 22 日，敏感、悲观的茨威格陷入了最后的绝望。身着衬衫，打着领带，也许也精心梳理了他那招牌式的卫生胡，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在巴西南部小城彼得罗波利斯共同服下致命剂量的安眠药，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多么意想不到的结局啊。
茨威格，一个出生、成长于奥地利富裕犹太家庭的文学天才；一个一生用德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在巅峰时代读者遍布全球，包括希特勒、列宁；一个优游于当时最顶级知识世界的社会名流，他交往的文艺朋友们如群星般璀璨，包括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托斯卡尼尼、理查德·斯特劳斯、达利、高尔基、弗洛伊德、房龙、霍夫曼斯塔尔；一个很早就察觉到时代巨变，并且从纳粹铁拳下全身而退的智者。
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最终选择了自杀，在一个陌生且遥远的国度。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之于茨威格，却有着无法逃脱的宿命因果——一个敏感、悲观的人，偏偏遇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变局：美好的旧世界突然之间转弯，历经数十年的苦苦维持和等待，看到的只有日甚一日的崩坏。
01
飞沫
他的敏感，让他嗅到了历史巨浪袭来前的第一丝飞沫，茨威格几乎是第一批逃出纳粹铁拳的奥地利知识分子。
1934 年 2 月的某一天，几位奥地利警察来到他位于萨尔茨堡的家中，奉命搜查“藏在家里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这次搜查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在茨威格自己的记录中也写道，“从他们搜查时马马虎虎的神情看，我马上就明白了，这种搜查纯粹是一种形式，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所房子里存着武器。”
而且此时距离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还有4年；距离二战正式爆发，还有5年半。但是敏感的茨威格知道，飞沫的背后是裹挟天地的惊天骇浪。
“自从那几个警察到过我家后，我就再也不喜欢我那个家了。一种直觉向我表明，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
茨威格的这种感受以及决定，在当时显得相当不合时宜。
尽管当时极端主义开始在欧洲大陆萌芽，但是，希特勒仍然变化着花样努力在德国国内垄断权力，人们仍然享受着和平的时光。“在维也纳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人都表现出天真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忙着购买圣诞节礼物，把自己的家布置得更漂亮（他们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些东西会被洗劫一空）。”
普通人大概不会因为一次警察的搜查，就舍家别业，跑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生活当中本来就充满了各种不如意，乌云来临，大概更普遍的做法是暂避风雨，而不是慌忙跑路。但是这次搜查两周之后，茨威格就来到了伦敦。
敏感以及悲观，确实救了他。
与茨威格有着文墨往来，并且同样也是维也纳著名的中央咖啡馆常客的奥地利知识分子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就没有逃离，1938 年 3 月，当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冲锋队闯入弗里德尔的住处，弗里德尔从楼上跳下身亡。此时茨威格已经离开奥地利 4 年。
与茨威格曾经紧密合作，创作出著名歌剧《沉默的女人》的德国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不仅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试图与纳粹周旋。他经常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见面，出任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为 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谱曲。他以为自己这样的周旋可以保护与茨威格的合作，但是很快他与这位犹太作家的合作就被禁止，很快，他自己的作品也不断被禁演，他致力于保护的家人被投入集中营，亲眷被杀害，他本人的声名变得毁誉参半，甚至在战后一度因为曾经与纳粹合作而生活窘迫。
他们的命运都与茨威格的命运形成天壤之别。但是，茨威格，就逃出生天了吗？
电影《黎明之前》
02
天尽头
1934 年 2 月底，茨威格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如惊弓之鸟，终于找到了一枝可以落脚的树枝。
可以说从此刻直到 1939 年 9 月，英国带给茨威格的，都是馈赠。
他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这位德语作家的书在德国被全面封禁，甚至被纳粹党人在广场上公开焚毁——一种欧洲古老的羞辱仪式和精神审判。但是在英国，他仍然是那个旧欧洲最为畅销的作家，他的好几部知名著作都是在旅居英国期间完成或出版的。
他还享有宝贵的人身自由，这对于那些未能逃离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他与同样是避难来此的弗洛伊德频频交谈，心有戚戚焉，还带着达利去拜会这位他景仰的智者。他的书仍然畅销于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笔会的邀请下，他的足迹遍布西班牙、美国、阿根廷、巴西、瑞典，甚至在 1937 年，他还曾经回到奥地利清理旧宅。
但是，这一切并未能使茨威格获得真正的安顿。
变局发生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已经旅居英国 5 年的茨威格在自己居住的小镇巴斯办理结婚登记。
“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格外热情和友好。他像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的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里。”茨威格写道，“就在这一瞬间——大约是十一点钟——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
那些改写全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往往都只有一个并不起眼的爆发原点，但随后的冲击波将会掀起裹挟一切的巨浪。茨威格的一生多次被这样的巨浪裹挟，以至于他对任何并不起眼的爆发原点都非常敏感。这一刻，他又一次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令他最终走向灭亡的转折点。
因为奥地利已经被纳粹德国吞并，从奥地利逃亡出来的茨威格成了“德国人”，也因此就在这一刻成为了英国敌对国的子民。他的结婚登记被那位友好的英国官员暂扣了，等待伦敦的指示。
两天之后的星期日上午，茨威格等到的，是电台中传来的英国正式与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在数百年里都不会被湮没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茨威格写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
这是一个重击在那颗敏感、悲观的心灵上的致命一拳。
“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那条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
简单的两句话，已经可以读出彼时茨威格的心态：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而是惊弓之鸟般的惶恐——他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在身份上的困境。而比这更要命的是，他真正无法摆脱的，其实是昨日旧梦的破灭，以及因为数次亲眼目睹这样的破灭而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
“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爆发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受到严重的排挤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他走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自己的物品收拾到了一只旅行箱中——从到达英国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刻意没有重新置业，因为内心深处深埋着的惶恐使得他无法再以任何一处为家，使得他随时在准备着逃亡。
他徒步下山，把自己最后一次沐浴在了和平的正午阳光之中。然后，这颗疲惫且绝望的旧欧洲的灵魂，再一次仓皇上路，疲惫且绝望。
他逃到了一个几乎在这场历史巨浪中看上去是被遗漏了的地方——巴西。可是这里又如何可能是避世的乐土呢？当时的巴西正处于独裁统治之中，不断兴起的反犹主义令他紧张不已，更有甚者，当时的巴西当局把他当成了一个宣传的工具，用这么一个享誉世界的名人的避难，来宣扬自己的优越，而这是一生都抵触站队，抵触被利用的茨威格极为反感的。
但是这一次，他还能逃向哪里呢？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静谧的萨尔茨堡，来到这绿意与野性旺盛的彼得罗波利斯，从北半球跌跌撞撞来到南半球，数万里的逃亡之路，这已然就是他的天尽头。
然而从这一刻到 1942 年 2 月，躲在天尽头两年有余的茨威格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两年间，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克罗地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苏联，这一长串名字，无论大小，无论强弱，在纳粹兵锋面前土崩瓦解。到了 1941 年年底，纳粹西线兵临大西洋东岸，东线望见莫斯科灯火。旧欧洲大陆几无幸免之国，旧日霸主大英帝国也惶惶不可终日，挣扎于存亡之战。1942 年 1 月，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上，无人能敌的纳粹更是做出了系统灭绝犹太人的决定。
旧世界在茨威格眼前彻底崩坏。
这个崩坏，不仅仅是领土沦陷、生灵涂炭，更是旧时代精神和人性的彻底失败与瓦解。这几年对这个一生用文字将自己与那个旧欧洲融为一体的茨威格来说，是凌迟般的经历。
终于，敏感与悲观，这个曾经拯救他于纳粹铁蹄的品质，也最终击溃了他，尽管他已经躲到了天尽头。
1942 年 2 月 22 日，茨威格留下了短短一封遗书，平淡中满是疲惫与绝望：
“跟我讲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而言业已沉沦；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启自己的人生。
然而，六十岁过后，想要重新开始，需要非比寻常的力量。可我的力量早就被无家可归的漫长漂泊岁月消磨殆尽了。故此，我觉得还不如不失尊严地适时结束自己的生命为好。在我看来，精神工作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世间最崇高的福祉。
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漫长夜之后，仍能看到黎明！至于我嘛，太过急躁，就走在他们前面了。”
03
音乐停止了
茨威格的自杀，有太多的原因。
他没有阿赫玛托娃的坚韧。
阿赫玛托娃在沙俄时代就被尊为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她与茨威格同是一个旧时代的灵魂，同样见证了旧时代的崩溃，而她甚至未能逃离：1925 年之后，她几乎无法再发表一个字的诗歌，还经受了前夫被处死，儿子被投入监狱的折磨。她隐忍着，在逼仄的房间里蜗居，在沉默中死去。
他也没有以赛亚·柏林的幸运。
同样是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同样是遭到警察搜查之后举家逃亡到英国，但柏林到达伦敦的时候只有 10 岁，他得以用英语去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也能够真正将英国作为自己的祖国，最终看到了茨威格在遗书中描述的“漫漫长夜之后的黎明”。
但如果把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仅仅归结到个性和命运上，那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轻描淡写。茨威格拿到的剧本，不仅无法和幸存者们相比，甚至比起那些同样是殉道之人，也不会更加友好。
1918 年 11 月 7 日，同样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梁济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留下一句“能好就好啊”数日之后，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九年之后，时局更恶，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留下一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自沉于昆明湖。
所不同者在于，梁、王开局便是旧世界的大崩坏，而茨威格睁眼看到的，却是旧世界的鼎盛繁荣。
电影《黎明之前》
让我们倒回到茨威格人生的前半段，当时的他并非如此敏感与悲观。
他人生的前三十年恰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给古老的欧洲大陆带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茨威格躬逢其盛，他是这么描述他所成长的欧洲的：
“在欧洲所有国家里普遍感觉到繁荣的生活已经开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们在一九〇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发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〇一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我每去一次，都会感到惊讶和高兴。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雄伟，商店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在各种事物中都能感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从书的发行量上就能觉察到本世纪初的头十年，这段时间虽不长，但书的发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些曾经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施，现在已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阶级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过上小康生活。到处都在进步，谁敢于大胆作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旧书或一张名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越大胆，越舍得出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越能保证赚到钱。无忧无虑的美妙景象笼罩着整个世界，有什么能打破这种景象呢？又有谁能阻止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迸发出来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富裕和美丽过；欧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有趣的是在茨威格的描述中，已经浮现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全球化的味道。
1908 年 8 月，代表着当时工业巅峰的齐柏林飞艇在比利时的艾希特丁根失事焚毁。茨威格的比利时朋友满含泪水。茨威格是这样描述这次事件的：
“如果他仅仅是作为比利时人，那么他对这次德国的空难就会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是欧洲人，又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会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也会同我们一起分担我们共同遭受的考验。”
这种社会精神的进步远比科技进步更让茨威格兴奋，“大家都为科学技术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的感觉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欧洲意识是我们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
但是很快，这个剧本在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 180 度的转折，美好的欣欣向荣，人心之间的日趋大同，须臾之间掉头，猛然坠落。茨威格在不经意间，迎来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巨浪裹挟。
1914 年 6 月 29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茨威格在公园里阅读着一本题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也许他正在为自己那部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大师传》作准备。
“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浮云，空气湿润，但不闷热；草地上，夏风多温和，芳草亦未歇；郁郁葱葱的树林遮天盖日。”这是茨威格记录下的那个午后，维也纳还是那么充满了祥和惬意的气息，远处的乐队演奏着音乐，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突然之间，茨威格发现音乐停止了，乐队开始离开，人们开始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议论。几分钟之后，茨威格听到了那条突发新闻：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与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的时候，被刺杀身亡。
生活在盛世中的人们怎么会因为这样一条突发新闻就判断历史即将转弯呢？更何况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们来说，这位斐迪南大公并不讨好，他被刺杀，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日子好像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就连茨威格也仍旧按照惯例来到德奥交界的小镇继续他的夏日假期。
又是一个平常的优美夏日，但只是“看上去”。
“这儿的沙滩上虽然人潮如织，但相当安静。唯有报童的大声喊叫才能击破这种宁静。他们喊着惊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到那些买了报纸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不过，不出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再说，多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纷争，它们在特别严重的最后时刻总能得到顺利解决。为什么这回不是这样呢？半个小时后，我看到报童们卖完报纸，也成了一群欢乐的儿童，噼噼啪啪踩着海水嬉游；风筝冉冉升起，海鸥翩翩飞舞；日有九光，普照一片和平的土地。”
从历史的后视镜来看，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和平的最后时光；我们当然知道斐迪南大公的被刺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曾经令茨威格欣喜的科技进步，很快也被用来生产更加残酷且高效率的杀人机器，机关枪、坦克、毒气、飞机、重炮都在这一次大战中“大展身手”；那个人人确信“明天会更好”的世界最终得到的，竟然是上千万级别的人口死亡。
战争的残酷给这位成长于繁荣时代、生活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上了惨痛的一课。
“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扮演护理伤员的护士，在雪白的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拍照。”茨威格写到。战争期间，他曾搭乘运送伤员的列车回家，真实的战争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运伤员的车是一般的货车，车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窄小的通气孔，车厢里只有一盏熏黑了的油灯照明。临时搭成的担架一副挨着一副，上面躺着的全是不断呻吟、额头渗出汗珠、脸色像死人一般苍白的伤员，他们在尿、粪、碘酒的混合气味中大口大口地吸气。卫生员太疲劳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这里看不到照片上泛着白光的用品，只有躺在麦草上和硬担架上的人，他们身上盖着渗满血迹的毯子。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个死人，还有垂危者。”
那个温文尔雅的精神世界，也崩塌了。
“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最爱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我的朋友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爱国者，并且从爱国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
曾经令他期待不已的，比利时人可以为德国空难而落泪的“欧洲共同意识”，只剩下了血淋淋的厮杀和仇恨。
04
返照与再次崩坏
就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屠杀的结束往往是因为极度的疲惫，而不是人心的进步。
一片焦土之上，战争结束了。主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流亡。在从瑞士回到奥地利的途中，茨威格甚至偶遇了同样被驱逐离境的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
茨威格并没有对德奥帝国的两位君主表现出憎恶，毕竟他所经历的帝国，是那么欣欣向荣而且温文尔雅，但这也像是一个寓言故事的结尾。
君主们谢幕的身后，是新生却残败的共和国：
曾经辉煌的艺术之都萨尔茨堡陷入饥荒，“面包已经发黑，散发出一股霉味；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成的汤；啤酒是黄颜色的水；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冻坏了”。
到处都是恶性通胀，“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价。”
毕竟和平降临，人们努力回到自己的日常，音乐重新响起，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茨威格提到的“天真的无忧无虑”。
茨威格却发现自己很难再“无忧无虑”起来，惨烈的战争将他磨砺得更加敏感，脆弱的和平表象之下，他听到的是那个旧世界在精神层面进一步崩坏的声音：人们赶走了封建君主，但是极端思想反而借着贫困和仇恨，乘虚而入，侵入了社会的细枝末节之中：
“学校里仿效俄国建立了监督老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废除，因为孩子们只愿意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纯粹由于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规章制度他们都要造反，甚至违背自然法则，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女孩子剪短了头发，风行‘小男孩发型’，从外表上看，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青年男子为了显示出女孩子的媚气，把胡子刮得净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不是出于自身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都竭力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荷尔拜因和委拉斯开兹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并且开始了最粗野狂乱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实验。音乐中的旋律，肖像画中的相像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被摈斥在外。”“奥地利右边的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制共和国，它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中间地带消失了，极端思想的声响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开始从翻过思想的边境，变成了可怖的行动。
有一天，在临近萨尔茨堡的德国小镇上，社会民主党正在和平集会，突然四辆大卡车疾驰而来，年轻的纳粹党徒拿着橡皮棍对毫无准备的人群突然袭击，然后扬长而去
目睹了这一切的茨威格写道：“使我惊诧不已的是，他们跳下蹦上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都是严格按暴徒头目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个年轻队员事先都训练过，用什么技巧，从汽车的哪个轮子爬上跳下，跳到哪个位置，以避免与他人相撞，不至于给同伙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早已为此有所准备。这绝非只靠人的机灵就能办到的。他们手的动作，肯定早已在营房或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或者上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从一开始，训练这支部队就是为了袭击、暴力和恐怖活动。”
这样的突然袭击，茨威格在威尼斯、在米兰将会亲身经历很多次。
全球化的愿景也破灭了。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联盟的设想，将战前就已经让茨威格兴奋不已的“欧洲共同意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一个全球共治的平台。但是这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设想在现实中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局面，这位美国总统提议建立的国际联盟甚至没有得到自己国会的批准，美国反而缺席了。战争的伤痛让国家之间唯一记得的就是复仇。
这一切都让茨威格紧张不已。
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巧合是，从茨威格居住的萨尔茨堡望过去，在德国一侧的萨尔茨山上当时就住着那个德国人——希特勒。茨威格在两战之间这短短二十年的和平时光里，从物理层面、社会层面、思想层面上，都亲眼见证了希特勒的崛起。而他的崛起，恰恰就是那个旧欧洲彻底的消亡的协奏曲。
茨威格详细地记录着希特勒的权谋之术，以及整个旧世界对此的幼稚、傲慢以及束手无策：
通过组建冲锋队打击任何温和力量；不断挑战破坏德国的法律和宪政体制；在遭到抵制的时候巧妙地消声觅迹；隐忍不久又以更大的破坏重出江湖；他也亲身见证了希特勒如何利用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挑动人们的仇恨心理；德国那些精英们是如何对希特勒从一开始的不屑一提，到后来的姑息纵容，妄想利用，再到最后无力抵抗的悲剧；甚至在逃到英国之后，茨威格记录下了英国老派精英们是如何梦想着用绥靖政策满足希特勒的野心，到不断被戏弄，以至于最后完全束手的过程。
这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崛起，更是那个旧世界最后的挣扎、幻想乃至失败。
现在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茨威格的宿命了。
历史在他的身上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从一片繁荣，到突然之间的崩塌，然后又给了他一段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和平时光，但是在这段时光里，他看到的并不是喘歇，更不是恢复，而是更加彻底的崩坏。
电影《黎明之前》
05
当下
也许再等三年，他就会看到纳粹的土崩瓦解，甚至还能够看到威尔逊那个破产了的国际联盟的宏愿，最终实现。
也许再等十五年，他就会看到《罗马条约》的签订，欧洲国家终于开始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也许再等四十七年，他就会看到柏林墙的倒塌，悬在全球头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须臾之间消除，全球竟然能够实现长达八十多年的和平时光。科技将会以更大的力度带来更大的富足和野心。人们甚至还会发明出“地球村”、“世界是平的”这类时髦的词汇。
他并不是一个天生悲观的人。
出生和成长于旧世界最后的繁华之中，他也曾经是鲜衣怒马的少年。
他也并不是一个敏感到没有忍耐之心的人。
一战之中，他曾经积极参与救治伤员，战后组建、参与各种文化组织试图恢复人心。在二战期间，仍然试图维系着那已经破碎了的旧价值，在流亡英国期间，他甚至近乎疯狂地创作。从维也纳公园里那个音乐突然停止了的午后，直到 1942 年 2 月在遥远的巴西小镇陷入绝境，他为那个旧世界坚持、期盼了二十八年。
茨威格自杀之后，汉娜·阿伦特批评他，认为他过于敏感；托马斯·曼批评他，认为他的自杀成为一个糟糕的榜样。
也许没有见过美好时光，也许内心不那么敏感，也许稍微圆滑融通一些，甚至也许他的开局艰难悲惨一些，他就不会对旧世界如此深情，就不会走向自我终结的道路。
但是也许这样，他就不再是茨威格。
那么，真正击溃他的是什么呢？
1938 年，在流亡英国的时候，茨威格终于有机会去拜会同样流亡于此的弗洛伊德。此时一战之后那脆弱的和平已经快走到了尽头，极端的思想、疯狂的举措、幼稚的应对，令茨威格惶惶不可终日。堵在心里更加沉重的，是挥之不去的困惑：为什么曾经生活在一片温文尔雅之中的人们，可以轻易之间就变成彼此的仇雠，生出你死我活的恶意？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战争之后，人们反而变得更加极端，更加充满仇恨，更加坚定地走向另一场自我毁灭？为什么希特勒、墨索里尼看上去那么荒唐的举措，庞大且悠久的文明竟然对他们素手无策？
弗洛伊德不仅是他的父执辈，也是他此刻唯一可以求教解惑的导师。
这位研究人心的智者、这位因为宣称“文明无法战胜本能”而遭到当时文化界批判的悲观主义者对茨威格说：“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
这，就是真正击溃他的原因。
茨威格生命的六十年，恰好可以分成对等的两段。前三十年，一切都那么欣欣向荣，全欧洲都充满了希望，也让他对人性充满了信心。后三十年，每况愈下，错愕之下是苦撑，而苦撑三十年又如何？在绝望之中弗洛伊德点破了茨威格一直不愿相信，但是此刻不得不去直面的真相：
人性深处的野蛮、残酷、自我毁灭，使得文明是那么不堪一击。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文明两次崩坏，他绝望且疲惫不堪，那个困扰着比他大 23 岁的梁济的问题，也同样苦苦缠绕着茨威格——“这个世界会好吗？”
想必在那个偏远的南美小镇，茨威格最后得出的是一个相当悲观的答案。
参考资料：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2018，上海译文出版社
茨威格遗书：https://www.stefanzweig.digital/
阿伦特和曼的批评："The Escape Artist", 2012, Leo Carey
编辑：菜市场、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