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的一个秋夜，上海陕西南路的街灯昏黄，78岁的范纪曼拄着拐杖走进市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他要领取一纸批复——“同意恢复党籍，同时恢复1926年党龄”。握着那份文件，他沉默了良久。自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已三次递交申请，此刻距离第一次请求，足足过去了三十五年；距离他入党，又已走过近六十载。
追溯这一档案为何拖到1984年才尘埃落定，需要把镜头拉回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地下党在上海重新布点。持有“少将专员”身份证明的范纪曼被安排潜入国民党国防部国际组，他的情报曾让日军在张鼓峰布防计划提前曝光，也让蒋介石溪口绝密会议内容三个昼夜后便落到中共中央案头。名声太大，危险也随之而来。1949年春，沈寒涛被捕并供出“少将专员是共产党”，范纪曼被捆进看守所。一个月后夜色掩护，他搭着木板翻出竹篱，脸颊被划出一道三寸口子，却保住了性命。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奉命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处理国民党残留特务。1950年，香港来人策反，他立刻将女特务扭送公安局。此时他认为条件成熟，于当年年底郑重提出恢复党籍，请求以地下斗争功绩为凭。联络局回复：“找不到与你直接接头的刘逸樵，材料难以核实，可先按重新发展。”范纪曼摆摆手，“我不愿对历史做假。”一句犟话，为他埋下了三十余年的波折。
1955年，“潘杨案”震荡全国，多名隐蔽战线老同志被牵连。范纪曼因曾与被捕人员同在秘密交通线上，被判二十年徒刑。从情报英雄到服刑犯人，转折只用了一纸判决。牢房里的第九个年头，同监一名老兵低声问他：“老范，你图什么？”他淡淡答：“图个问心无愧。”再无多言。
1975年刑满，他回到上海戏剧学院搞舞台美术，住阁楼，吃素面，写字画竹，外人只知是位清贫教授。事实上，他每隔一年仍会写信给有关部门，附上一张旧黄埔合影，背面是自己手写的情报编号清单。信件常石沉大海，却从未间断。这种执拗，既出自对个人清白的坚持，也源于对组织原则的敬畏——若无正式审查，他宁肯空着党籍。
转机出现在1983年。中央审查历史遗留问题时，上海档案里那份“木简书屋—金神父路—白尔路电台”线索被重新开启。刘逸樵当年转战晋中，后赴朝鲜战地医疗队，1982年调北京。一封《自述与证明》很快送到上海：“范纪曼确为1926年入党，1931年与我失去联系后一直执行任务，无一日脱离组织。”凭这份关键佐证，市里启动复查程序。
1984年10月，批复下达。文件不长，却逐条肯定范纪曼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否定1955年量刑依据，同时说明“恢复党籍、恢复党龄”。至此，他心愿终了。消息传开，当年狱中相识的老兵特意赶来寒暄：“老范，总算等到了。”范纪曼抿口茶，只说一句：“该给历史一个交代。”
有人不解，既然组织早知其功绩，为何偏偏拖到1984年？原因并非一句“历史误会”可以概括。第一，情报线索高度保密，涉及多名仍在暗中工作的同志，材料难以公开；第二，1950年代对特务问题的风声鹤唳，使审查倾向谨慎；第三，范纪曼自己拒绝“重新入党”，坚持“恢复原籍”，等同要求官方先复盘全部地下情报链，这无形延长了流程。加之刘逸樵长期在外，关键证言缺位，案件只能暂搁。
不得不说，这段反复折返的经历，也折射秘密战线上很多人的共同命运——功绩写在档案袋，却因保密与时代风向，被尘封多年。范纪曼的坚持，使档案终被拨云见日，也让隐蔽战线的价值得到追认。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病逝前一周，仍在整理那套“情报编号清单”。护士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笑了笑，没有作答。人们后来翻开那叠清单，第一页写着八个字：忠于使命，不计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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