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也不得不走上了撤往台湾的道路，尽管此时他已经 70 多岁了，但是他依然要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坐上那架颇为孤单的飞机。
于右任到台湾后落脚在台北青田街七号一栋日式旧房子里。蒋介石原本打算给他一栋花园洋房，于右任却一口回绝。对于这位陕西的革命元老来说，此时更让他头痛的是压在案头上的关于李宗仁的弹劾案。
实际上，于右任之所以去台湾，也并不是他真心愿意去，也是形势裹挟，不得已而为之。
何处望神州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完，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于右任在3月26日主动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的职务，但在众人的“挽留”声中不得已继续留任。
彼时李宗仁代行权力，他当时深感危局难撑，也曾打算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前往北平谈判。
周恩来也通过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转告：“倘若南京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我们马上渡江，到时请于先生留在南京，我们派飞机接他来北平”。
于右任内心是愿意留下的，他亟盼和谈能够成功。
然而4月20日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第二天于右任就被迫从南京转移到了上海。随后他辗转广州、重庆，到了11月29日，在重庆解放的前一天，被胁迫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到了台湾之后，于右任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于家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
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留在了大陆，幼子于中令和其母沈建华滞留上海。偌大的青田街七号宅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的生活，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参加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的诗会之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写字、看望朋友。
于右任在台湾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来应付民间求字的人，却从来没有靠卖字换过钱。这个当过三十多年“院长”的老人，每到月底薪俸用光了就开始闹“饥荒”。
向人借吧，堂堂院长既难启齿又不方便，只好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子才从大陆跟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劝也劝过、卡也卡过，全不管用，最后只能把自己的积蓄也贴上去。
著名画家张大千得知老人经济困难，主动接济了一笔钱。于右任在日记里写道：“我很穷，没有钱。”这几个字，道尽了一个漂泊异乡的元老晚景的凄凉。
满眼风光北固楼
蒋介石对于右任之所以相当重视，原因颇多。
首先，于右任是革命元老，与陈其美有特殊关系，蒋介石视其为革命前辈，尊重有加。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于右任在上海执行部负责招生，曾撰书一副“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拿到这副对联非常高兴，认为这十个字正好说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特地找人裱糊起来，挂在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此后每逢重要宾客来访，这副对联都是蒋介石炫耀的资本。
再者，于右任在西北地区和文人圈子中声望极高，蒋介石需要借助这块招牌来维系国民党内的正统性和号召力。
于右任虽然身为元老却从不结党营私、不拥兵自重，这种无欲无求的品格让蒋介石既放心又省心。
即便是于右任有时因政见不同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甚至当面斥责，蒋介石也始终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1962年元旦刚过，八十三岁的于右任自知时日无多。他在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
十天之后于右任又记：“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到了1月24日，于右任又写下了那首催人泪下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与世长辞。人们打开他那只从不示人的铁箱，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本日记、数方印章，还有发妻高仲林早年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
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于右任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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